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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准确把握涉黑恶组织的证据要求。本案因涉及“拆迁”领域，社会影响大、群众关注度高且有涉黑嫌疑，临淄区人民检察院派办案组提前介入，紧紧围绕黑社会性质组织“四个特征”认定标准，提出针对性引导取证意见，侦诉合力构建以证据为中心的指控体系。重点审查：一是组织稳定性和严密性是否达到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组织性特征的认定标准。经审查，李某梅犯罪组织结构相对松散，没有严格的管理制度，除相对固定的骨干成员外，组织成员多为社会混混、痞子，实施违法犯罪时一般都是李某梅临时开会分配任务，召集骨干人员临时纠集人员参与，部分参与人员系被临时雇佣，并未与李某梅形成豢养与被豢养、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同时，该组织尚未形成严密的组织纪律，也无约定俗成的规约、帮规。如在集团实施犯罪过程中，允许骨干成员根据个人时间自主决定是否参加；有的骨干成员（如常某仲）经常单独自行或纠集其他人员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二是李某梅等人通过违法犯罪获取的经济利益是否用于豢养组织成员。证据显示，该犯罪集团主要是采取“坐地分赃”方式进行分配，且主要用于个人生活支出，较少用于维持该组织生存和发展。三是暴力性是否达到控制威慑一方的程度。李某梅等人主要实施的是停水停电、砸楼道玻璃、制造噪音滋扰等“软暴力”手段，仅有两起体现出了暴力性，并造成两人轻微伤的危害后果。同时，本案被侵犯的对象多为拆迁范围内的少数拆迁户，相对特定，组织实施的寻衅滋事、故意毁坏财物、非法侵入他人住宅3项罪名，系根据强拆对象身份等不同情况而采用的程度不同的犯罪行为。四是是否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重大影响。李某梅犯罪组织实施的违法犯罪集中在少数政府工程且为特定的拆迁辖区，其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并未牵涉承揽工程之外的其他领域，侵犯的主要是在政府拆迁工程中对于政府的拆迁政策不认可、拒绝搬迁的拆迁户，并未影响除拆迁户之外的其他人的正常生活，虽然一定程度上干扰了经济、社会生活秩序，但未对一定区域或行业形成非法控制或造成重大影响。综上，检察机关认为，该组织成员较多，有明显的首要分子，重要成员相对固定，为获取非法利益，经常纠集在一起多次实施故意毁坏财物等违法犯罪活动，已达到恶势力“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认定标准且具有犯罪集团特征，但未达到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认定标准，应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
据中新网报道，当天，王树国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的变革与发展》主旨报告中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这是一场触及全人类未来发展的划时代变革，而不再是单一学科的发展。社会与大学的反向交流正在推动着科技的进步与发展，大学必须破除固有思维，直接与社会对话、与世界对话。
（三）全面挽损，依法准确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该案中，曾某雄、曾乙非法占用五华县水寨镇员瑾村鸡鸣山地块，并损毁地块总面积34万余平方米，损毁农用地面积32万余平方米，损毁程度属重度损毁类型，被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提起公诉并建议判处罚金。同时，针对生态环境受损未得到修复等情况，检察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检察机关诉请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977.45万元、截至2022年5月底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损失150.54万元，并从2022年6月1日起，以每年增加75.96万元为标准，赔偿至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支付到位为止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损失，将由被告违法行为造成的，启动生态修复工作前所必须经历的起诉、判决、执行等诉讼程序期间，纳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损失持续计算时间。上述全部诉讼请求均获法院采纳支持。
一是对主观上知道该组织以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重要内容，且多次参与组织违法犯罪活动、情节严重的，依法认定为组织成员。如本案被告人李某认为其协助曾甲管理某酒吧是正常经营行为，其不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但在案证据证实，某酒吧是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聚集地，也是该组织内保人员发放工资、娱乐、提供作案工具的场所，李某作为某酒吧经营管理者之一，对某酒吧员工的主要活动非常清楚，在管理员工过程中也起到主要作用；其明知曾甲多次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仍跟随曾甲参加与酒吧正常经营活动无关的违法犯罪活动，也明知事后该组织会出面兜底，故认定其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被告人曾某源、曾乙辉、李某阳等作为某系公司工作人员，虽领取的工资不高，但入职公司的时间较长，多次参加故意伤害、寻衅滋事、妨害公务等较为重大的组织违法犯罪活动，应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