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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加强证据审查。这是认定法律事实、把握实质法律关系的基础性工作。所谓法律事实，是指根据收集的证据，按照法律程序推断确认，对于解决案件争议、实现法律诉求具有重要法律意义的事实。加强证据审查、分析、论证，根本是要以法律事实重现或最大限度接近客观事实，做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法律事实、案件事实、客观事实以及融于其中的实质法律关系，在性质上应该是一致的，将这些方面联系起来的就是证据。只有证据确实、充分，才能案件事实清楚；只有案件事实清楚，才能准确把握实质法律关系；只有案件事实清楚，准确把握实质法律关系，才能正确适用法律。反过来说，案件事实不清楚，必然把握不到实质法律关系，适用法律就一定错误。这就是三者的逻辑关系。证据审查既贯穿诉讼全过程，也贯穿检察履职办案全过程。在刑事检察中，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要融入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着力构建以证据为中心的刑事指控体系；在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中，同样要把证据审查摆在突出位置。事实和证据是公正司法的基础。证据审查认定情况直接影响法律事实认定、实质法律关系判断。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都对“证据”作出专章规定，明确查证属实的证据是认定事实的根据。一方面，如果证据本身相对稳定，关键要审查认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能否排除证据之间的矛盾和合理怀疑，进而确定实质法律关系。一些案件的证据在不同办案环节没有大的变化，但是处理结论却有很大区别，原因在于实质法律关系判断存在争点。202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提到的“陈仓抢劫再审抗诉案”就是典型。陈仓伙同他人入室抢劫，被发现后杀人灭口，案发17年后因指纹比对一致被查获。此案先后经历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再审等程序，全案主要证据及其所证明的犯罪事实基本稳定，但是不同阶段审理结果存在重大差异，有以抢劫罪判死刑的，有以故意杀人罪判死缓的，有判无罪的，最终经过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法院以抢劫罪改判死缓，诉讼时间长达9年。复盘整个诉讼过程，争议焦点主要在于陈仓翻供对认定犯罪是否有决定性影响。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现有证据已形成完整链条，能排除合理怀疑，该案实质法律关系不因被告人翻供而改变，足以认定陈仓实施了犯罪行为。另一方面，如果证据本身存在缺失，要通过补强足以认定法律事实的关键证据，着力探寻实质法律关系。自行补充侦查、退回补充侦查、调查核实，都是补强关键证据的重要法定方式。202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提到的“毛某强奸杀人案”，检察机关发现有罪供述与在案客观证据明显不符，要求公安机关将现场提取的生物样本与毛某进行DNA比对，发现真凶另有他人，督促公安机关将其依法释放，14年后真凶落网。这就属于补强关键证据后查明了法律事实，确定了实质法律关系。
近些年，常有从事海外代购的货主与走私团伙牵扯不清。这些犯罪团伙利用便利的通关条件，雇佣“水客”频繁来往于口岸之间，通过蚂蚁搬家的方式，把货主代购的货物或者禁止、限制进出境的物品“化整为零”，以穿戴、携带等方式走私入境，货物入境后再“变零为整”，交由境内货主进行分销或自用。通过走私犯罪团伙走私货物，不仅团伙成员、“水客”构成走私犯罪，委托走私的货主也可能会被认定为走私犯罪的共犯。近日，新京报记者获悉，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结四起委托走私犯罪团伙运输海外奢侈品入境案件，涉案货主均被以走私普通货物罪定罪处罚。走私入境的货物。 图源：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为赚取高额收益，多人通过“水客”团伙走私入境、偷逃关税新京报记者了解到，几年前，刘某为了贴补家用，做起了海外代购生意。如果通过正规渠道将货物运送入境，需要缴纳相应的关税，这也会导致海外代购所具有的低价优势不复存在，其所能获得的代购利润也会被压缩。正为此事犯愁的刘某偶然得知某物流公司可以低价从香港将货物转运至内地，每件货物仅收取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的“带工费”。虽明知偷逃关税违法，但在走私带来的高额收益面前，刘某还是选择与该物流公司合作，通过“水客”将货物运送入境。截至被抓获，刘某共计偷逃税款19万余元。在另外两起案件中，被告人徐某、宋某与刘某情况相仿，同样是为了赚取高额的代购利润，他们将在海外购物平台购买的货物运至走私犯罪团伙在香港或澳门的揽货地址，再由走私犯罪团伙雇佣的“水客”走私入境。截至被抓获，徐某共计偷逃税款31万余元，宋某共计偷逃税款29万余元。张某与上述三人不同，其走私货物并非为了销售，而是为了“打版”（指将服装创意设计图转化为具体的样板）。张某为某服装厂老板，其经常在国外购买各式名牌服装回国“打版”，而后生产大牌同款服装进行销售。由于购物量较大，为了降低成本，张某也选择通过走私犯罪团伙将所购买的商品走私入境。截至被抓获，张某共计偷逃税款47万余元。涉案走私犯罪团伙被打掉之后，货主刘某、徐某、宋某、张某随即被查，并被提起公诉。伙同他人走私普通货物进境，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北京四中院先后对四起案件进行了审理。因四名被告人均存在故意违反国家法律法规，逃避海关监管，伙同他人走私普通货物进境的行为，偷逃应缴税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依法应予惩处。但四名被告人到案后均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并主动补缴税款，认罪悔罪态度较好，依法应予以从轻、从宽处罚。最终，北京四中院分别判处刘某拘役五个月，缓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徐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五万元；宋某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张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法官提示，代购或者是在境外购买商品回国自用、送人的行为本身并不违法，是否违法取决于商品是否经过申报或者缴纳税款。上述案件被告人通过走私犯罪团伙将货物走私入境，与走私犯罪团伙具有共同实施走私犯罪的意思联络，因此被以走私犯罪的共犯论处。根据《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较大或者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根据两高《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 “偷逃应缴税额较大”，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偷逃应缴税额不足十万元的，不代表不违法。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进出境的个人物品，海关会按照“自用、合理数量”的原则查验放行。一般来说，居民旅客（短期多次往返旅客除外）在境外获取的总值不超过人民币5000元、数量合理的自用物品，海关会予以免税放行，超出免税额规定范围需主动申报纳税。若未主动申报纳税，则需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新京报记者 慕宏举编辑 彭冲 校对 杨许丽
据介绍，三十年来，全国法院共审理包括行政赔偿在内的国家赔偿案件31.8万件。其中司法赔偿案件9.9万件，决定赔偿金额75.35亿元。2013年以来，各级政法机关共处理司法赔偿案件10.04万件。与1995年相比，2023年国家赔偿案件受理数量增长了17.55倍，侵犯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标准从17.76元增长为436.89元，国家赔偿制度权利救济作用更加充分发挥。人民法院依法办理佘祥林、赵作海、张氏叔侄、呼格吉勒图、聂树斌、张玉环、吴春红等一批社会关注的刑事赔偿案件，以法治平冤理直，以正义抚慰人心。妥善审理沈阳北鹏公司、泸州天新电子公司、丹东益阳投资有限公司等一批涉财产申请赔偿案，加强产权平等保护，促推优化营商环境。
在“运河上的舟楫”展厅中，陈列着一艘康熙下江南同款沙飞船，游客们可以登船感受从扬州到北京一路上的运河美景、风土人情。刘世发通过学习文献了解到：到了清后期，沙飞船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广泛应用于民间嫁娶和戏曲活动中。他将新增的知识点娓娓道来，让参观者更深入地体会古代水工的智慧以及运河带来的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