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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师何挺：现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刑诉学界最关注的话题。从张军检察长2020年10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专项报告来看，该制度在全国的适用率并不平均，包括现在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比率以及量刑建议被采纳的比率都不太平均，而且在不断变化过程中。请问，从该制度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您觉得适用比率多少是比较合适的？
2017年11月至2021年8月，即墨公安分局先后以姜某鹏、于某、张某伟、孟某、郁某坤、方某君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向即墨区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重点开展以下工作：一是开展补充侦查，夯实证据体系。首先，全面审查案件，深挖背后主谋。公安机关最初仅对云某公司员工姜某鹏、于某、兆某公司员工张某伟进行侦查。经审查，云某公司技术人员孟某、兆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方某君、高管郁某坤均涉嫌犯罪，遂向公安机关提出书面侦查取证意见，后公安机关相继对三人依法立案侦查。其次，开展自行补充侦查，追诉单位犯罪。公安机关将本案作为自然人犯罪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开展自行补充侦查，查明本案系兆某公司为获取公司利益组织实施，应追究兆某公司刑事责任，遂依法追加单位犯罪。二是准确认定权利人损失，确定犯罪数额。本案中，兆某公司非法获取云某公司的商业秘密，成功搭建与云某公司相同的生产线，但该生产线仅试运转2个月即案发，产品尚未流入市场，无销售数额，故无法以违法所得额认定本案的犯罪数额。鉴于该商业秘密尚未因犯罪行为而被公众所知悉，未导致该商业秘密的价值彻底灭失，因此也不宜以商业秘密的研发成本认定损失数额。经过综合研判，最终以商业秘密许可使用费认定本案的损失数额。经评估，该商业秘密的许可使用费用为人民币1953万元。三是完善保密措施，加强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对云某公司提出的涉案技术资料在刑事诉讼中存在泄露风险的顾虑，检察机关全面梳理可能的风险点，充分听取权利人的意见，在保证诉讼顺利进行的情况下，确定与商业秘密有关的证据范围及相应的保护措施；将涉案技术资料单独放置、单独管理，要求诉讼参与人签署保密协议；检察机关根据专家证人的需要，研究制定准确的证据目录，原则上只调取专业认定所需部分，最大限度防止权利人自主研发技术的“二次泄密”。四是制发检察建议，全面加强知识产权综合性司法保护。检察机关先后两次实地走访调研，向权利企业送达检察建议，推动从制度上堵塞知识产权保护漏洞，云某公司针对性建立了长期有效的涉密管理制度和保密教育机制。同时检察机关定期至企业进行普法宣讲，促进企业合规管理，取得良好的社会治理效果。
行使知识产权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且不得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当知识产权被侵害时，权利人可以依法行使诉权，但诉权的行使也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秉持善意，审慎行事。权利人故意以“诱导侵权”“陷阱取证”“误导性和解”“故意一事两诉”等方式滥用知识产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规制，并可视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被告以原告滥用权利为由请求赔偿合理开支问题的批复》，判令权利人承担对方当事人的诉讼合理开支。
“对外贸易是我国开放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枢纽，更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和‘风向标’。”金瑞庭表示，在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的大背景下，我国外贸依然能够取得“开门红”的佳绩，至少能够说明以下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