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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母亲做手术，向村里申请重大疾病补助金，湖北大悟县吕王镇刘院村村民汪争猛才发现，自己和父亲汪绪良、母亲赵和梅名下都有一家“个体工商企业”。因此，申请条件不符。今年4月下旬，陆续有上百位刘院村村民发现自己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注册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许多村民一家多人均被登记，甚至有去世多年的村民也被登记，且经营状态至今为“存续”。村民们担心这些工商身份被用于非法用途，遂向乡、镇、县有关部门反映，向镇派出所、县公安局报案。5月10日，大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回应记者，已经注意到舆情，将在调查后公布结论。5月10日晚，大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情况通报称，针对反映问题，大悟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迅速组建专班调查处置。经初步核查，网民反映情况基本属实。目前，工作专班正在对涉事情况进行全面核查，对存在的违规行为将按程序严肃追责问责。申请医疗补助遇阻汪争猛常年在江苏工作，弟弟在武汉工作，对村里的情况并不熟悉。直到父母生病，需要办理医疗报销，才发现被冒名登记个体工商户的问题。2019年9月，汪争猛的父亲汪绪良做完良性肿瘤手术后，眼睛半失明，去村委会写申请，提交给当地残联办残疾人证。按照相关政策，残疾人可以优先纳入低保，可以享受危房改造补贴、生活和护理补贴等。但不久残联回复，汪绪良家里有营业执照，不符合办证条件。汪绪良向村里申诉后，村委会帮忙去镇工商所注销了汪绪良的工商信息。但2023年，汪争猛的母亲赵和梅做心脏搭桥手术花了20多万，家里想申请重大疾病补助金，到村委会申请时，又发现“家里有营业执照”，不符合条件。“先前注册的营业执照已经注销了，为什么又注册了新的执照。我爸妈早已丧失劳动能力了，是谁一再在给他们办工商登记呢?”汪争猛不解。记者通过天眼查工商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发现汪争猛、汪绪良、赵和梅名下均有个体工商信息，“个体工商企业”均成立于2012年6月1日，经营范围均为“油茶种植”。汪绪良名下除了2012年的营业执照，2023年又被连续注册了两个营业执照，注资均为10万元。受访者供图蹊跷的是，汪绪良注册于2012年的工商信息被注销后，2023年6月26日、6月27日又被注册了两家个体工商信息，且注册资金均为10万。“注册地址都具体到我家门牌号了。但我们完全不知情。家里看病欠了几万的债，也不可能有这些钱。”汪争猛说。在申请医疗补助时，一家人中只要有一人名下有工商登记信息，申请便会遇阻。遇到类似情况的，还有村民汪绪金一家。汪绪金的妻子张青莲2009年做过一次良性肿瘤手术。2018年，张青莲又做了一次肾切除手术，事后去村里递交了大病补助申请，有关部门反馈说，“家里有营业执照，办不了。”汪绪金有三个女儿，均已外嫁。2019年，汪绪金摔断了腿，也做了手术，几乎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大女儿汪文燕回忆，父母身体不好，无人照顾，加上父母没有兄弟，村组长建议借助精准扶贫项目为汪绪金夫妇申请低保，“资料提交上去后，县里的部门又说，我名下有营业执照。意思是我家情况还不错，不给办。”汪文燕说。后来，张青莲又一次生病做手术，花了2万多块钱，新农合报销了几千元，申请大病医疗补助又遇到同样问题。汪绪金到村委会申诉，村里去镇工商所帮忙注销了相关个体工商信息，才申请到2800元。但申请低保，后来再无下文。“如果申请到低保，我妈妈的手术报销比例会更高。”汪文燕说。通过天眼查查询，汪绪金、张青莲、汪文燕的营业执照，分别登记于2011年8月、2012年6月1日。上百村民被冒名登记个体工商户吕王镇刘院村位于孝感市大悟县东南部，毗邻红安县，地貌多为山地、丘陵，经济落后，交通不便。村民刘一鸣(化名)常年在沿海地区打工，妻子钱清花在老家种水田、带孩子。最近，刘一鸣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发现妻子也被莫名其妙登记了营业执照。日期是2011年8月16日，登记机关为“大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营业执照类型为“个体工商户”。记者查询发现，这类营业执照均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但“企业名称”均为空白，系统显示的都只是村民的姓名。钱清花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是“油茶种植”。刘一鸣说，“这明明是个假的东西。我家一棵(油茶)苗都没有。”刘一鸣还反映，因为山区交通不便，村民赵克胜曾买了一辆三蹦子(三轮车)，方便到镇上赶集，赵克胜从2010年以后就没有开三轮车了，这次他仍然发现，自己在2011年、2013年被注册了两个“三轮车运输”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汪争猛说，近日刘院村村民通过企查查等APP搜索，初步统计，被冒名登记个体工商营业执照的“在100户到200户之间”，一些家庭里还有三人名下都有个体工商登记信息。刘院村村民写签名信，希望调查身份被冒用事件。受访者供图刘院村多山丘，人多地少，农业种植难以满足生存需求。刘一鸣说，2005年土地确权时，他们兄弟三家15口人一共仅有几分地，个体经营更是无从谈起。“我们村前后也就两三个小商店，还有一个个人开的小茶场，没有什么企业，大部分人都在外打工，村里都是中老年人，哪有那么多个体工商户?”汪争猛说。据公开资料，吕王镇刘院村379户，共有1356人。该村以刘、汪两大姓为主，其中刘姓长字辈、汪姓绪字辈的以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居多。有村民在企查查APP上输入“刘长”二字，发现大量村民的工商注册信息。甚至已经去世近10年的村民刘长学，也被注册了营业执照，工商信息系统至今显示“存续”，“是一家以从事农业为主的企业”。随着越来越多村民发现自己被注册了营业执照，刘院村村民们开始质疑这件事情背后的内幕。一位村民被注册的个体工商户电子版营业执照。受访者供图刘院村村支书刘长文告诉记者，这些工商执照集中注册于2011年、2012年，自己是从2019年开始担任村支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没搞清楚。对于村民所称的申请大病医疗补助受影响，刘长文否认，“申请低保户，才会看家里有没有工商企业。农村合作医疗、大病医疗报销不受工商注册影响，任何人(报销)都一样。”刘长文说，此前，有个别村民发现自己或家人被注册了个体工商户，汇报到村委会，村委会都会帮忙注销。黄建生从1993年至2015年担任刘院村村支书。2016年，黄建生升任吕王镇党委委员、副镇长。黄建生告诉记者，自己也是刘院村人，其任村支书期间，“上级政府从没有安排注册个体工商户的工作;我作为村支书从没拿老百姓的身份去工商部门做这样的事;我也从来没有安排下属或干部去办这个事儿。”黄建生说，今年，他已经接近退休年龄，基本退居二线。今年4月底，村民发现异常情况后，村委会统一核查，打来电话，黄建生才发现，自己名下也于2013年底注册了“三个工商营业执照”。黄建生称，自己从部队转业回来就在村里当干部，从未做过生意。“这个事情，从县委县政府到镇党委和政府，都非常重视。当时是什么人、什么原因、什么目的(做的这个事)，给群众造成了什么影响，肯定要查个水落石出，给老百姓一个交代。”当地政府：严肃追责问责刘长文称，五一假期期间，刘院村已经开始逐个联系村民，收集身份证照片，核查个体工商登记信息，被冒名登记工商执照的，近期将会交由市场监督管理局吕王镇工商所集中注销。但截至5月10日，记者查询，许多村民的工商注册信息仍为“存续”状态。村民们普遍质疑，身份或被冒用于不良或非法用途。“这些营业执照，是不是被拿去骗取农业补贴、申请贷款，或者搞业绩报表?就算不申请大病补助什么的，也要查清楚。冒用公民身份信息，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刘一鸣说。汪争猛怀疑，“是不是有人搞这些工商营业执照，是为了拿国家的什么补贴呢?如果这些注册信息被使用了，那些钱应该属于集体的，但村里的账目又没有对外公开。”大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人告诉记者，村级个体工商户的登记工作，均由吕王镇工商所办理。大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吕王工商所钱所长称，经初步核实，刘院村216名村民办理了个体工商登记，但是否均为冒名登记，还需进一步核查。钱所长介绍，按照工商注册流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申请营业执照，一般需要申请人现场填写申请表，并提供身份证复印件、经营场所证明，工商所审核材料、现场核查经营场所后，会录入系统。钱所长透露，目前吕王镇登记的企业数量有1000多家。按规定，这些企业每年都有年报、缴税记录等数据，但过去10年，刘院村上百家个体工商户的注册资金空白未得到清理，“空壳个体户”的僵死状态也未被发现。钱所长表示，他是2023年才接任工商所所长一职，对此前的情况并不了解。钱所长解释，过去工商登记的规定和流程不严格，可以委托人代办，因此会出现这种“空壳个体户”。那么是否有人大批量“代办”刘院村个体工商户登记?钱所长称目前没有发现。“这些情况，我们核实完之后，会统一对外发布。”他同时告诉记者，2024年工商注册登记系统升级后，个体户也要提交年报，登记也需要现场人脸识别，冒名登记的情况应该可以杜绝。记者了解到，2011年至2023年任吕王镇工商所所长的，是邓志军。知情人士告诉记者，2023年，邓志军任大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药械股股长、不良反应检测中心主任。5月10日，记者多次电话联系邓志军，均被挂断，采访短信也未获回复。5月10日晚，大悟县人民政府的情况通报。4月下旬开始，村民先后拨打12345市长热线，尚无处理结果;五一假期后，村民又向镇派出所、县公安局报案。吕王镇镇政府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集中注册发生的时间比较久远，目前此事还没有结论，镇政府会跟进调查。5月10日，大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一位负责人回复新京报记者，“我们已经关注这个舆情了，正在调查之中。”5月10日晚，大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情况通报称，针对反映问题，大悟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迅速组建专班调查处置。经初步核查，网民反映情况基本属实。目前，工作专班正在对涉事情况进行全面核查，对存在的违规行为将按程序严肃追责问责。新京报记者陈龙编辑胡杰校对吴兴发

张军：谢谢莫野同学的这个问题。家暴问题确实值得重视，现在不仅有“男家暴”，也有“女家暴”。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家庭暴力等案件时，要从司法办案引领促进和谐家庭关系建设、以检察建议为保护家庭弱势方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社会环境，预防相关违法犯罪。比如，2018年10月，最高检向教育部发出“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在认真分析检察机关办理的性侵幼儿园儿童、中小学生犯罪案件后，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首次以最高检名义发出的第一份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围绕“一号检察建议”的落实，我们还会同教育部等8部委出台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与公安部、教育部共建教职员工入职前查询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制度，探索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督促和支持起诉、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等工作，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中均予采纳。目前，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特别强调检察机关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重新犯罪预防工作等依法进行监督。检察机关要没完没了督促“一号检察建议”、强制报告、入职查询、从业禁止等措施的落实，不让“大灰狼”进入“小兔子”的安全空间，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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