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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国法学院校中从事药品法研究者可谓寥寥无几，但真实世界的学术命题和实践课题却无穷无尽。“如此重要的国计民生领域，如果没有学者坚持深挖，如何回应现实真问题？”宋华琳坦言，中国药品法治一直“在路上”，自己之所以从事药品法研究，或有使命感的因素，希望能够继续深耕，“我不敢说自己能做多少，但争取每年多少做一点”。
“当年，常书鸿先生为什么放弃法国优渥的生活，当起了敦煌的守护神？因为他第一次看到敦煌艺术作品的时候非常震撼，这一下激发了他的民族自信心”，敦煌研究院书记赵声良表示，自己1984年第一次看到敦煌画册时，也是类似的心情，所以他完全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扎根大漠、守护敦煌，“敦煌是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方，敦煌也是一个大有可为的地方，创新性是我们今天的艺术最应该继承的，期待这部作品让更多人了解敦煌的魅力。”
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赤道几内亚经济社会发展，支持赤几推进经济多元化和工业化的努力，愿将中非合作论坛成果、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同赤道几内亚《2035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紧密对接，推动各领域合作提质增效。中方鼓励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赤道几内亚投资兴业，愿同赤几分享农业农村领域发展经验，继续开展农业技术援助项目，充分发挥中国医疗队、中国－赤道几内亚友好医院等作用，深化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让两国传统友谊薪火相传，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993年，我考入中国药科大学。1995年秋天，胡廷熹教授在给我们讲授药学英语时，曾提到他在美国进修药品法的经历，并介绍了在药大开设药事法规硕士方向的情形。那时，我便开始梦想未来能成为专攻药品法学的研究者，希望未来的研究能为监管部门所需，为药品立法所用，为媒体析疑，为企业释惑。自1998年，有幸跟随我的硕士生导师邵蓉教授从事药品法的研究，直到不久前，还和邵老师相聚于百年南开园，抚今追昔，十分感慨，但还是不改学问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