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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慎甄别组织成员，依法认定组织成员是否脱离黑社会性质组织。该案控辩争议焦点之二为被告人徐某、童某才等人是否脱离组织。审判过程中，虞某荣、戴某松、王某成、来某维及各辩护人辩称，徐某因在老挝金木棉赌场管理中有不当行为被虞某荣安排回国后，双方已无任何关系，之后徐某的行为与虞某荣无关；作为徐某手下的童某才也非组织成员。经审查认为，组织成员徐某、童某才并未脱离该黑社会性质组织。脱离、退出黑社会性质组织要结合主客观两个方面综合认定，主观上看是否有脱离、退出组织的意愿和意思表示；客观上看是否不再参与组织活动、不再与组织成员保持联络、不再接受组织豢养、不再服从组织安排、调遣等。本案中，徐某从老挝回国之后在行为上并未和虞某荣团伙脱离联系，主观上徐某和虞某荣也都未认为相互之间已经脱离关系。在2012年砍伤陈某祥案件发生以后，虞某荣安排徐某到老挝为其管理境外赌博生意，但徐某未服从虞某荣的安排擅自从老挝回国，2014年因为与他人争抢土方工程寻求虞某荣帮助，并与他人聚众斗殴，后因此事坐牢，在此期间，虞某荣对徐某及其家人多方关照。一直到本案案发前，徐某一直作为虞某荣的“小弟”为其做事，并未脱离组织。童某才在老挝金木棉赌场期间作为徐某的“小弟”，负责联系赌场公关部帮助赌客偷渡出入境、带客人赌博时兑换筹码等工作，在2014年抢夺土方工程时，伙同徐某与他人聚众斗殴，对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发展和壮大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故现有证据证明童某才在主观上和客观行为上并未与组织脱离关系，徐某、童某才均系组织成员。
（四）准确区分集团犯罪和个人犯罪，确保罪责刑相适应。本案的第四个焦点问题，李某梅作为该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是否应当对其集团成员实施的所有个案承担刑事责任。根据我国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之规定，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全部罪行”应该是指犯罪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而非犯罪集团成员实施的全部罪行。本案所涉犯罪集团内部管理松散，部分成员为了牟取个人利益，利用李某梅在临淄区“大姐大”的名声为非作歹、聚众斗殴、肆意滋事。如骨干成员常某仲纠集多人单独成立的地下“出警队”，既参与李某梅犯罪集团故意毁坏财物的违法犯罪活动，又单独实施了十起强奸等犯罪行为，形成了以常某仲为首要分子的另一个恶势力犯罪集团。又如骨干成员曲某在组织之外实施聚众斗殴一次，寻衅滋事一次，造成两人轻伤、一人轻微伤的犯罪后果。但上述行为李某梅并不知情，也未组织、策划、指挥或参与实施，上述犯罪行为不是为集团利益所实施，与组织利益无关，事后也并未得到李某梅的追认，对该犯罪集团的发展壮大没有帮助作用。综上，对于上述非其本人组织、领导、参与实施的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犯罪行为，不能认定为犯罪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李某梅不应对其集团成员实施的上述个人罪行负责。
13．充分发挥办案基地、审判基地专业化办案优势。加大向证券期货犯罪办案基地交办案件的力度，依法对证券期货犯罪案件适当集中管辖。对于由犯罪地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地以外的司法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原则上指定办案基地、审判基地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侦查、起诉、审判。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的办案基地、审判基地所在地一致的，适当简化各环节指定管辖的办理手续，加快办理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