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依法区别处理涉黑组织开办公司中工作的人员。对在黑社会性质组织者、领导者所开办公司工作的人员，应结合其主观认识、地位、作用和客观行为综合分析、区别处理。在组织开办的公司中工作的人员，对组织的恶名、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和规约有一定认知，多次参加与本职工作无关的较为重大的组织违法犯罪活动的，可以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对主要通过提供正常的劳务、投资等方式获取报酬，参与组织违法犯罪活动较少或者情节轻微的人员，不应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

      双方指出，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新兴大国地位和实力不断增强，世界多极化加速显现。这些客观因素加速了发展潜力、资源、机遇等的重新分配，朝着有利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方向发展，促进了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国际公平正义。而抱守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国家与此背道而驰，企图用“基于规则的秩序”取代和颠覆公认的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双方强调，中方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系列全球倡议具有重要积极意义。香港最准的公开资料

      （二）准确认定恶势力犯罪集团犯罪事实，做到不枉不纵。本案的第二个焦点问题是李某梅恶势力犯罪集团实施的所有与工程有关的行为是否均应认定为犯罪行为。该案公安机关移送起诉该犯罪集团实施的37笔涉拆迁犯罪事实中，有14笔挖沟、挖地槽的事实被认定为寻衅滋事犯罪行为。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现有证据能够证实，该犯罪集团参与的部分土方、垃圾清运、拆迁工程，系其与政府签订工程承接协议、被拆迁人员与政府签订赔偿协议后实施的，对于上述拆除、施工行为不能一概认定为犯罪行为。主要考虑：该行为虽然客观上造成被害人出行不便，逼迫其同意拆迁，但相关工程的负责人和经办人证言，以及李某梅等人供述，均证实该集团成员挖地槽系正常施工行为，其中并无强制拆除、强制搬离、故意毁坏他人财物的违法犯罪行为，且都已经重新接好。以上行为虽客观上确实给被害人造成交通不便，但无法证实犯罪集团寻衅滋事的主观故意，不能将其认定为犯罪。此外，有12起事实的被害人称，其签订拆迁协议，是因为李某梅犯罪集团打砸其他拆迁户玻璃后造成了心理恐惧被迫签订协议，但在案无其他证据相佐证，且相关事实被告人均未供述，证据不足，无法将该类事实认定为犯罪。对于该犯罪集团在桑家坡、胜辛生活区、临园生活区等拆迁工地实施的11笔犯罪事实，包括2起使用消防斧暴力破门或利用铲车破窗进入被害人家中控制被害人后，强制拆除房屋；1起强行控制被害人不能接近拆迁现场，对被害人房屋强行拆除；4起通过殴打、拖出被害人后利用拆车、挖掘机强行拆除房屋以及4起因被害人阻止强拆，而采取扔蛇恐吓、开车尾随拦停殴打被害人、言语恐吓、开车尾随上访人员制造交通事故滋事等，已造成十余名被害人人身、财产损失，严重影响了拆迁户的正常生活，对多数未搬迁的住户群众形成心理强制、威慑，群众敢怒不敢言，甚至被迫签订拆迁协议，社会危害性大，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香港最准的公开资料

      （一）依法准确区分组织犯罪和个人犯罪。该案控辩争议焦点之一为组织成员来某维、童某才、徐某等人2012年在被虞某荣安排到老挝波乔省金三角经济特区金木棉赌场帮忙期间，购买手枪携带回国并持有的行为能否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行为。经审查认为，骨干成员来某维走私、购买枪支，骨干成员华某平非法持有枪支，组织成员童某才走私枪支均应认定系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理由有二：一是上述成员持枪行为均系在从事组织安排的任务期间实施的行为。虽然组织者、领导者虞某荣等人供述对上述行为事先不知情，但虞某荣等组织者、领导者一贯以来对于成员买卖、持有枪支持默许态度。虞某荣自己在老挝金三角地区私藏大量枪支，并在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过程中使用过枪支，而虞某荣亦知道骨干成员来某维等人收集、把玩枪支，并将来某维走私入境的枪支要来自己把玩，因此其对来某维走私、持有枪支并用于该组织实施的其他犯罪持默许态度。二是涉案枪支被用于组织实施的犯罪活动，对扩大组织的影响力，确立强势地位起到重要作用。虞某荣等人默许来某维等组织成员持枪的心态，贯穿于整个组织发展过程中，助长了组织成员好勇斗狠的心理；华某平作为虞某荣黑社会性质组织中实施暴力性犯罪的关键成员，其持有枪支并由手下对外宣扬，对组织争夺势力范围、排除竞争对手、确立强势地位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致使他人不敢在土方、市政、土建等工程领域对抗虞某荣，客观上提高了组织的威慑力、影响力和控制力。如2014年童某才、徐某等人在虞某荣的帮助下为争夺土方工程项目，与他人发生聚众斗殴，使用从境外走私的枪支造成他人受伤。因此，组织成员实施的走私、持有枪支行为应当认定为该组织实施的犯罪。香港最准的公开资料（撰稿：任浩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