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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深入了解议题相关的政策法规、总体情况、主要问题及症结；也要加强与基层群众沟通，更好倾听群众心声，把存在的问题找出来、把群众的意见反映上来，努力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对策。”陈玉侯表示，“院坝协商”搭建起政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平台，拓展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新领域。
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称，一名卡车司机将一车伊利牛奶从内蒙古呼和浩特运送至江西赣州中转仓后，因部分牛奶包装变形，被中转仓要求赔付2000余元。司机进行赔付后，被告知不能带走破损的牛奶。对此，江西赣州中转仓负责人孙先生回应新京报记者称，这名卡车司机此次运输的牛奶中，共有114箱存在包装变形的情况，其中32箱牛奶内部包装盒出现挤压变形，另有82箱外部包装盒出现变形。按照公司规定及合同约定，承运方需支付2000余元违约金。由于32箱内部包装盒变形的牛奶有变质风险，为避免其流入市场，带来食品安全问题，仓库全部进行销毁处理，并且留存销毁记录。相关视频发布后，在网上引发讨论。不少网友提出疑问，司机赔付破损产品后，是否拥有收回破损产品的权利？对此，新京报记者联系到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吕岩，对方分析认为，司机的赔付实际为违约金，并非购买款项，所以无权收回破损牛奶。 全额赔付后，为何只能拿走3箱牛奶？ 据卡车司机张先生介绍，5月26日，他将伊利牛奶运送至江西赣州中转仓后，仓库工作人员收到货物并进行清点、检查。此后，张先生被告知，其中32箱牛奶存在内部包装盒变形，另有82箱牛奶外包装变形。因此，张先生需支付对方赔偿金共计2095.24元。牛奶外包装出现变形。 受访者供图 “支付完赔偿款后，我问能不能把破损的32箱牛奶带走，仓库工作人员说只能带走3箱。但我已经对这32箱牛奶进行了全额赔偿，为什么只能带走3箱？”张先生提出疑问后，对方回复称“系公司规定”。 5月30日下午，江西赣州中转仓负责人孙先生就此事回应新京报记者称，双方在沟通过程中存在误会。经了解，5月26日，在司机张先生运输的牛奶中，部分出现内、外包装变形的情况。其中内部包装盒变形的32箱牛奶，牛奶有变质的风险。按照公司规定及合同约定，承运方需进行全额赔偿。针对外部包装盒变形的82箱牛奶，承运方同样需赔偿。上述两项费用共计2095.24元，“这笔赔偿款属于违约金。”孙先生称。 孙先生还提到，允许司机带走的那些牛奶，是经过检查、内部包装盒未变形的牛奶，“凑起来不足3箱，当时按照3箱算了。”目前，双方已就此事协商沟通，并达成一致意见。律师：若双方非买卖关系，司机就没有收回破损牛奶的权利 此事发生后，有关“司机长途运输承担高额赔偿却无法收回破损产品”的话题在网络上引发讨论。不少网友提出疑问，这种情况下，赔偿是否应由司机承担？司机以市价赔付破损牛奶，相当于已购买此批次牛奶，那么司机是否拥有收回破损牛奶的权利？针对上述疑问，新京报记者联系到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吕岩。 吕岩表示，卡车司机作为承运人，负有将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的义务，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赔偿责任。若承运人可以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或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则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吕岩提到，在签订运输合同时，伊利公司与物流公司应当明确货物损坏的赔偿标准和责任分担。在此事件中，伊利公司将货品的物流事项交由第三方物流公司承揽，物流公司再和负责具体运输的卡车司机签订运输合同，在运输合同中，如果明确约定了损坏赔偿的金额和处理方式，合同则具有法律效力，双方都必须遵守。如果没有签订合同或合同没有约定的，司机应根据自身的过错承担赔偿责任。在此事件中，若涉事司机并未指出自己对部分破损产品有免责事由，则无法免责。 吕岩还提到，根据我国《民法典》第八百三十三条的规定，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第五百一十条的规定，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 吕岩认为，此事中，仓库提出的赔偿金2095.24元应是承运方履行承揽合同时，因为没有达到合同要求，按照合同约定对破损产品支付的赔偿款。“这个赔偿款的性质实际上就是违约金，而不是购买款项，所以双方并非买卖关系。司机在此情况下，没有收回破损牛奶的权利。” 新京报记者 熊丽欣 张建斌编辑 彭冲 校对 杨许丽
朱凤莲表示，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用“民主”作包装、借“和平”来粉饰，难以掩盖其“台独”祸心，只会给台海和平稳定带来巨大危害，只会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只会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灾害。希望台湾同胞坚守民族大义，和大陆同胞一道，坚定维护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坚定维护自身利益福祉，推动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正轨。
张军：谢谢莫野同学的这个问题。家暴问题确实值得重视，现在不仅有“男家暴”，也有“女家暴”。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家庭暴力等案件时，要从司法办案引领促进和谐家庭关系建设、以检察建议为保护家庭弱势方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社会环境，预防相关违法犯罪。比如，2018年10月，最高检向教育部发出“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在认真分析检察机关办理的性侵幼儿园儿童、中小学生犯罪案件后，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首次以最高检名义发出的第一份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围绕“一号检察建议”的落实，我们还会同教育部等8部委出台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与公安部、教育部共建教职员工入职前查询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制度，探索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督促和支持起诉、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等工作，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中均予采纳。目前，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特别强调检察机关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重新犯罪预防工作等依法进行监督。检察机关要没完没了督促“一号检察建议”、强制报告、入职查询、从业禁止等措施的落实，不让“大灰狼”进入“小兔子”的安全空间，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