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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法充分履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确保法律统一正确实施。检察机关应当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在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发现人民法院判决确有错误的，依法提出抗诉，认真分析法院不采信起诉意见的理由，提高抗诉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本案一审法院的判决对犯罪数额认定错误，检察机关在准确适用法律的基础上，加强上下级院一体履职，依法精准提出抗诉，监督纠正错误判决。
新京报讯（记者慕宏举）4月25日，朝阳法院召开“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审判白皮书”新闻通报会，发布相关惩罚性赔偿案件审理情况、常见问题、举证指引、审判理念等主要内容。新京报记者获悉，近五年来，朝阳法院辖区内案件权利人请求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案件数量、最终适用惩罚性赔偿支持权利人请求的案件数量均逐年攀升，并呈快速上升态势。新闻通报会现场。 图源：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五庭（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董欣介绍，朝阳法院受理的涉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案件主要聚焦在商标侵权及著作权侵权领域，占比分别为48%、43%；所涉行业以出版传媒行业居首，占比39%，也涉及箱包服饰、文体娱乐行业、食品药品、化工制造行业等。基于朝阳区特殊的区位优势，朝阳法院受理的涉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案件中，具有涉外因素的案件占比超30%。董欣表示，惩罚性赔偿案件的最终判赔数额是一般损害赔偿案件的3至5倍，体现出朝阳法院积极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通过提高对故意、严重侵犯知识产权案件的判赔数额，达到了对侵权人的惩罚效果，以及对潜在侵权人实施相同或类似不法行为的威慑效果。知产庭副庭长谭雅文介绍，实践中，部分权利人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独立性、法定性认识不足，进而因启动要件不符合要求导致惩罚性赔偿制度无法适用或陷入举证困境。如在某时装公司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中，原告虽主张适用惩罚性赔偿，但在经法院释明后仍未明确惩罚性赔偿的基数、基数确定方法及计算方式、倍数等，终导致其主张无法得到支持。还有部分权利人对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的功能性理解不足，导致主张有误。如某品牌饮料商标侵权案中，原告虽请求适用惩罚性赔偿，但对其诉请赔偿总额中的补偿性赔偿部分与惩罚性赔偿部分混为一谈，进而导致在明确基数、倍数时均请求错误。针对上述问题，知产庭庭长罗曼通报了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案件的举证指引。指引通过将司法实践中典型的知识产权侵权场景予以类型化划分，围绕“侵权故意要件、情节严重要件、赔偿基数与倍数”等审查要点，进一步释明当事人举证要求，厘清裁判思路。党组成员、副院长刘黎表示，朝阳法院在适用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严格依法适用，加大侵权惩罚力度”“立足产业规律，优化赔偿激励效能”“强化诉讼指引，着力完善精细化审理”“平衡各方利益，确保赔偿准确到位”“加强文书说理，积极践行司法为民”的审判理念，充分发挥制度效用。编辑 甘浩校对 李立军
（三）全面研判商业秘密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二次泄密”风险点，加强对涉密证据的全过程保护。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案件中，权利人往往担心商业秘密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发生“二次泄密”。检察机关在办理该类案件时，针对具体情况，充分听取企业意见，全面梳理刑事诉讼过程中的泄密风险点，有针对性地制定保护措施，在有效保证案件诉讼程序顺利进行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涉案商业秘密泄露的风险，为企业提供精准化法律服务。
“我叫庄子义，庄周梦蝶之庄，子曰诗云之子，义不屈节之义。”庄子义说，他是美国人，每年都会到浙江绍兴来，赏古诗古文，游古镇古街。在鲁迅故里绍兴黄酒馆门口，他流利地念着门口的对联。“刘伶借问谁家好，李白还言此处佳。”除此之外，他当场还念起《兰亭集序》，“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我一念起古文就刹不住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