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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文章认为，晚清时期由西方汉学家建构起来的“miser”与“先生”的互译联系，虽然1949年之后在我国内地一度消亡，但在港澳台地区依旧盛行。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作为“mister”对译的“先生”概念再次从港澳台地区回流。随后，“先生”概念指涉范围日益膨胀，逐步瓦解“同志”“师傅”在男性称谓上的统摄地位，“成了对男性公民的第一位的称呼语”。“先生”席卷中国并隐然成为社会主流和共识，既是改革开放后多元化社会对新称谓的诉求，也是“新政治的春风催发的一粒词汇的芽粒”。而根植于传统的“男女皆可用”的“先生”概念则被迫居于支流。
对于新兴起的陪伴经济，专业化趋势是行业发展的必然选择。相关报告显示，2025年左右，陪伴经济的市场规模有可能达到400亿至500亿元。任何一个职业想要持续发展，都需具有共识性的行业准则，遵循可衡量的标准，这也是对从业者权益的一种保障。如此，新兴职业方能在传统赛道之外站稳脚跟，满足人们日益多变的需求。
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校长郑庆华作“从大模型的能与不能探索机器智能新路径”主题报告表示，大模型已经成为当前人工智能的巅峰，并提出未来教育新模式将突破现有的“师-生”二元结构，转变成为“师-机-生”三元模式。他还指出大模型也存在过度依赖训练数据中的一些模式从而导致“幻觉”、过度消耗数据和算力、新任务训练中存在灾难性遗忘、黑盒模型逻辑推理能力弱等若干缺陷，为此建议探索建立中国自主可控的机器智能模型，并提出“神经+符号”协同方式、打造人脑记忆启发的机器记忆智能模型等技术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