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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深圳，一架小型无人机自动飞出屋顶“机巢”，对输电线路进行自主巡检。29公里外，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输电管理所的监控大屏上，工作人员舒铭杰轻点鼠标，从塔材到插销，电力设施的细节清晰可见，“以前班组1天才能巡查完的线路，机巢1小时就能完成，且角度更全、精细度更高，还能自动分析缺陷。”
二是厘清主次矛盾。实质法律关系往往蕴含在众多法律事实、法律关系之中，只有分清哪些是主要矛盾、哪些是次要矛盾，把起主导和支配作用的实质法律关系理出来、把握住，才能准确适用法律。刑事诉讼监督中，涉及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一罪与数罪等区分问题，都与实质法律关系判断密切相关。正确处理牵连犯、想象竞合犯等罪数关系问题，必须找准对案件定性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实质法律关系。比如，为了实施诈骗犯罪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既涉及诈骗罪，也涉及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这种情况下，伪造行为是实施诈骗的手段，实质法律关系就是诈骗犯罪，应按诈骗罪从重处罚。民事诉讼监督中，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强调，“要加强民事检察工作，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畅通司法救济渠道，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民事诉讼监督案件经历多轮诉讼，法律关系往往错综复杂，检察机关就要找准实质法律关系。比如，外卖骑手权益保障面临不少新问题。用人单位和服务外包公司签订外包合同，服务外包公司再和劳务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合同，最后由劳务公司和外卖骑手签订承揽合同。劳动关系层层转包成了承揽关系，而两种法律关系在权益保障方面存在明显区别。根据法律规定，在劳动关系中，劳动者在工作中受伤，经认定属于工伤，就可按照工伤程序以及工伤保险待遇要求赔偿；在承揽关系中，承揽人在工作中受伤，定作人不承担侵权责任。究竟属于哪种法律关系，就需要在案件办理中，结合全案情况作出实质性判断。行政诉讼监督中，既涉及行政行为，也涉及行政诉讼，有的还涉及民事法律关系。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诉讼可以一并审理民事争议。检察履职办案要从整体上把握案件焦点，不仅要判断行政行为、行政审判是否依法有据，还要理清民事法律关系，维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全国妇联发布了6件维护农村妇女涉土地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其中有个案例：支某父亲去世后，支某的弟弟向当地自然资源部门申请，将父亲名下宅基地使用权变更登记到了自己名下。之后，支某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为其弟弟颁发的集体土地使用证，但一审、再审均被驳回。在这个案件中有行政行为、行政诉讼，但究其实质是侵犯了支某作为宅基地继承权共有人的权利。这就是监督的重点。检察机关依法提出抗诉，得到法院支持。公益诉讼检察中，实质法律关系就是公益损害事项及其“可诉性”。“可诉性”基本要素包括有适格诉讼主体，有公益损害事实，有法律明确授权等；行政公益诉讼，还应当有行政违法行为，包括违法履行职责或不依法履行职责。只有把握好这些要求，才能切实提升办案精准性、规范性，更好担负起“公共利益代表”的神圣职责。
“欲成匠，先做工。在我看来，工匠精神就是极致的追求、坚定的担当以及传承与创新。焊枪在手，责任在心。责任心是焊接工作首要的工作守则，焊接工种事关重大，来不得半点马虎，质量上必须百分百合格才行。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我也希望尽可能把焊接文化发扬、传递出来，影响更多的人。”谈及工匠精神，杜华军这样说。
四是法律规定和司法政策的关系。司法政策是法治精神在司法实践中的延伸，具有指导法律适用的重要作用。实践中，有的法律规定比较原则，但检察履职办案又相对具体、精细，办案人员缺乏明确而有针对性的指引。这就需要统筹落实法律规定和司法政策。刑法第3条、第5条分别规定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刑事诉讼法第2条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检察官法第5条进一步规定“检察官办理刑事案件，应当严格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些法律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落实，就需要通过司法政策的引导、规范。宽严相济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要求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罚当其罪。对于严重暴力、黑恶势力等犯罪，要始终保持“严”的震慑，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同时，对社会危害性较小、主观恶性不深、认罪认罚的，要依法从宽，积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轻罪治理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刑事犯罪总量增长，但增长的主要是轻刑案件。2003年至2023年，检察机关起诉严重暴力犯罪从17.4万人降至6.1万人；“醉驾”、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以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等犯罪大幅上升，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占比从59.9%升至82.3%。2023年，按照中央政法委统一部署，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司法部出台了《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统一了全国醉驾执法司法标准，形成行政处罚与刑事追究梯次衔接的醉驾治理体系。下一步，将借鉴“醉驾”治理经验，加强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以及非法捕捞、非法狩猎等犯罪的治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