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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我考入中国药科大学。1995年秋天，胡廷熹教授在给我们讲授药学英语时，曾提到他在美国进修药品法的经历，并介绍了在药大开设药事法规硕士方向的情形。那时，我便开始梦想未来能成为专攻药品法学的研究者，希望未来的研究能为监管部门所需，为药品立法所用，为媒体析疑，为企业释惑。自1998年，有幸跟随我的硕士生导师邵蓉教授从事药品法的研究，直到不久前，还和邵老师相聚于百年南开园，抚今追昔，十分感慨，但还是不改学问的初心。
“您好，我是您的数字助手，请问有什么可以协助您？”文博会上，这样和“数智人”之间的交互对话随处可见，深入到诸多领域、嵌入到各个会场的AI应用成为一大亮点。数字化、人工智能、大数据、沉浸式等高频“热词”，不仅展现了技术的革新，更体现了文化产业的未来发展趋势。
稻谷、小麦、玉米三大主粮产量在中国粮食总产量中占比约九成，播种面积占比约八成。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下称负责人)28日介绍，从2018—2020年开展试点，到2021—2023年正式实施并逐步扩大政策实施范围至全国所有产粮大县，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已开展6年，在风险防范、承保理赔、农户接受度等方面均已较为成熟，在提升保险保障水平、提高农户种粮积极性、推动适度规模经营等方面成效明显。
这给了我一片丰沃的学术田野，在这样一个活生生的“实验室”中，我切身感受到了政府、企业、行业协会、专家、媒体在风险规制中的作用，也为我思考行政法总论提供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实例。而我一直试图将药品行政法或药品监管作为行政法学总论研究的“试金石”或“参照领域”，一方面试图借助比较行政法的工具，借助政府规制与公共治理的理论，对药品监管中的诸多论题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行政法分论与总论的互动，发挥印证与反思功能，来推动行政法学总论的持续改革。感谢监管部门和产业界对我的滋养，使得我有了这样独特的“一亩三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