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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2月在北京考察工作时，明确了首都北京“四个中心”的城市战略定位，要求“坚持和强化首都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功能”。在这座千年古都的发展史上，“科技创新中心”首次成为其核心功能。
任弼时同志勇于推进理论探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问题作出了深刻阐述。他强调对待马克思主义既“得有无限的忠实性和坚定性”，又“不应做一个不顾环境的模仿主义者”，“不要变成公式主义者、教条主义者、主观主义者”，“要学会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解决革命中的实际问题”。他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是系统总结党的斗争实践中的丰富经验，“创造新原理代替过时的原理”。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提出要“使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真实地密切地能够与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这些重要阐述，为打破教条主义束缚，树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时期，为稳定管控南海局势，中菲两国就仁爱礁问题达成一项“君子协定”。菲方承诺不再向非法“坐滩”军舰运送建筑材料；中方从人道主义出发，对菲方向非法“坐滩”军舰运送必要生活物资作出临时特殊安排。“君子协定”不是秘密协定，无关各自主权立场。正是因为有了它，中国与菲律宾选择搁置争端，排除外部干扰，推动双边关系实现转圜。菲律宾也得以将有限精力用于经济发展，比如推出“大建特建”基建计划。
刘毓庆：百年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学术由以札记、评点、注释、考辨为主要形式的研究格局，变为纵横驰骋的论说、演绎。由对精神内核的把握与探求，变为对问题的学科归类与系统研究。虽说成果累累，前所未有，然而某些学术也由此改变了原初的方向，走向了以著述为能事的技术性竞争；一味用西方概念“规范”中国学术成为普遍法则，中国文化的精魂面临流失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