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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法区别处理，准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虞某荣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犯罪中，参与同某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串通投标的单位有浙江某市政园林有限公司等14家单位以及沈某良等48名个人。这些单位和个人在杭州市滨江区的市政、园林绿化、土建等工程领域，自己或帮助他人采用收买公司、通过统一排标定价操控中标价格的方式，组织、纠集或参与围标71个工程，围标次数从1起到46起不等，工程总标的额超过60亿元，非法获利数万元至数百万元不等。检察机关对这些企业和个人，一是准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涉案人员及单位进行分类处理。经审查认为，上述企业均为工程建设领域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民营企业，与以虞某荣等人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关系并不紧密，没有为该组织的发展壮大提供经济支撑，仅仅因迫于该组织在土方工程领域的垄断地位，或为赚取围标费、管理费参与投标、陪标或被裹挟参与围标，并未参与该组织的其他违法犯罪活动，不宜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同时，根据在串通投标过程中的作用，将涉案人员、单位划分为组织者、纠集者、参与者，对以串通投标作为主要牟利手段和获利方式的组织者从严处理，依法对沈某良及某市政园林有限公司等17名围标组织者提起公诉；对被动参与串通投标的部分纠集者和一般参与者，根据犯罪情节依法作出轻缓处理，对30名个人及6家涉案企业作出不起诉决定，对部分提起公诉的提出轻缓量刑建议。二是制发刑事合规检察建议书，督促完善企业治理。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将企业内部合规制度建设纳入认罪认罚量刑考量，积极探索引导6家涉嫌串通投标但犯罪情节轻微且认罪认罚的建设施工企业，进行初步合规制度建设，在评估其社会危害性和再犯可能性基础上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在宣布不起诉决定后，为督促、引导涉案企业深化开展专项合规建设，向上述企业制发企业合规检察建议书，委托第三方组织对涉案企业的合规建设情况进行考察，企业专项合规建设工作取得良好成效，涉案上述企业规范经营，经济效益得到稳步提升。结合建设施工企业在招投标过程中存在的违规违法风险点，检察机关联合市发改局、公安局、住建局、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等多部门共同出台《建设施工企业投标合规指南》，引导建设施工企业加强投标合规管理，推动行业诉源治理，促进民营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陈吉宁、龚正代表上海市委、市政府感谢工业和信息化部长期以来给予上海发展的支持和帮助。陈吉宁说，当前，我们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聚焦建设“五个中心”重要使命，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努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事关上海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我们将以新一轮部市合作协议签署为契机，更好发挥自身优势，用好工业资源禀赋，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地落实。抢抓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机遇，在稳住工业大盘中坚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三大先导产业，发挥生产性服务业赋能作用，加快构筑工业新优势，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发展大局。希望工业和信息化部一如既往给予指导支持，帮助我们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联盟成员包括北大语言学实验室、清华计算社会科学与国家治理实验室、中传国家舆情实验室、法大数据法治实验室、南开经济行为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吉大生物考古实验室、央音音乐人工智能实验室、复旦国家发展与智能治理综合实验室、华东师大智能教育实验室、南大数据智能与交叉创新实验室、北航低碳治理与政策智能实验室等，旨在加强实验室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发挥实验室建设的最大合力。
（四）准确区分集团犯罪和个人犯罪，确保罪责刑相适应。本案的第四个焦点问题，李某梅作为该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是否应当对其集团成员实施的所有个案承担刑事责任。根据我国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之规定，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全部罪行”应该是指犯罪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而非犯罪集团成员实施的全部罪行。本案所涉犯罪集团内部管理松散，部分成员为了牟取个人利益，利用李某梅在临淄区“大姐大”的名声为非作歹、聚众斗殴、肆意滋事。如骨干成员常某仲纠集多人单独成立的地下“出警队”，既参与李某梅犯罪集团故意毁坏财物的违法犯罪活动，又单独实施了十起强奸等犯罪行为，形成了以常某仲为首要分子的另一个恶势力犯罪集团。又如骨干成员曲某在组织之外实施聚众斗殴一次，寻衅滋事一次，造成两人轻伤、一人轻微伤的犯罪后果。但上述行为李某梅并不知情，也未组织、策划、指挥或参与实施，上述犯罪行为不是为集团利益所实施，与组织利益无关，事后也并未得到李某梅的追认，对该犯罪集团的发展壮大没有帮助作用。综上，对于上述非其本人组织、领导、参与实施的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犯罪行为，不能认定为犯罪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李某梅不应对其集团成员实施的上述个人罪行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