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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安全管理是必须承担好的责任重担。扛起这一担子，既要想方设法消除安全隐患于未萌之时，又要针对具体问题打好攻坚战，拿出严、实、细的举措，集中精力、不打折扣地抓整治，确保解决问题见实效。同时，对于治理举措和治理行动，要始终保持如履薄冰的高度自觉，经常性的“回头看”，保证一些举措真正落地，在严格监督、不走过场中坚决杜绝执行落实的“宽松软虚”。
浙江省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过孟超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浙江检察机关在依法运用刑事手段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同时，通过综合运用刑事诉前调解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探索建立了调诉结合的综合保护机制，为权利人提供便捷、高效、低成本的维权渠道。具体做法：一是全面了解侵权人的赔偿能力；二是探索确定合理赔偿金额；三是创新出台赔偿保证金提存机制；四是依法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五是充分发挥各类调解组织作用。
12. 把党的纪律挺在前面。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以学习贯彻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为契机，开展集中性纪律教育。深化党章党规党纪学习教育，将纪律教育抓在经常、融入日常。加大对年轻干部、新任职干部的纪法培训、廉政提醒力度，特别是对重要岗位干部要做到纪法轮训全覆盖。深化以案说纪，提高警示教育的针对性、有效性。持续开展执纪审查工作专项检查和案件质量评查。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特别是“第一种形态”，不断提高监督质效。
2019年7月30日，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接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移送线索，以贯某公司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立案侦查，并于2020年10月14日以关某、贯某公司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移送审查起诉。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将本案移交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鄞州区检察院）办理。鄞州区检察院审查后认为，贯某公司自成立起经营活动就是与S公司开展外贸交易，属于关某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不构成单位犯罪，应直接追究关某个人的刑事责任。检察机关重点开展以下工作：一是准确认定深度客户信息构成商业秘密。经审查，案涉经营信息载有凯某公司与S公司交易的特定联系人及邮箱、采购产品需求、质量要求、交易产品类型、交易量、交易价格、付款条件、供货工厂信息等多个核心交易要素，系凯某公司针对特定客户在长期经营活动中逐渐积累、完善、归纳形成，是一组完整且相互关联的深度综合信息，并非所属领域人员普遍知悉或容易获取的浅度信息，应当认定为商业秘密。二是审查证实关某实际使用了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检察机关开展自行补充侦查，调取凯某公司与S公司往来邮件、购销合同等原件资料，与关某离职时带至贯某公司的经营资料进行逐一比对，证实两者完全一致，再对贯某公司与S公司的往来邮件、交易合同等书证仔细核查，采用列表方式与凯某公司经营信息逐一比对，证实实质相同，且关某在与S公司磋商价格时多次引用凯某公司的报价作为参考。三是排除个人信赖抗辩。关某及其辩护人提出，S公司系基于对关某个人的信赖而与凯某公司进行交易，关某离职后，S公司自愿选择与关某的公司交易。对此，检察机关夯实证据予以澄清。首先，S公司与凯某公司的首次交易系由S公司发起询价，其后开始长期交易，先后由蒋某、关某进行对接经办；根据电子邮件内容，促成双方交易的是凯某公司提供的商品质量、价格及服务，而非对某个经办人的信赖。其次，个人信赖抗辩的适用条件是员工离职后，而关某早在凯某公司任职时期就利用凯某公司的经营信息，以贯某公司的名义与S公司进行交易，不适用个人信赖免责原则。四是合理计算损失金额。根据外贸企业利润率计算多以产品销售金额为基数的行业特点，检察机关提出采用侵权商品销售金额乘以权利人同类产品利润率的方法，为同类案件的犯罪金额计算方式提供了参考路径。五是追加起诉犯罪事实。检察机关经审查发现，关某在刑事立案后取保候审期间，仍以他人名义成立外贸公司与S公司继续交易。遂联合公安机关，运用海关外贸出口数据平台筛查出涉案外贸公司，查实关某在行政调查甚至在刑事立案后，仍在同案犯的配合下继续实施侵权行为且交易金额高达人民币5000多万元。检察机关当即变更强制措施，决定逮捕关某，追加认定犯罪造成损失数额人民币490余万元，并建议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同案犯张某和朱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