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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三年来，北京市课后服务工作实现了所有义务教育学校、所有工作日、对所有有意愿的学生“三个全覆盖”。各义务教育学校在课后服务方案制定中，充分听取家长和学生的意见；培优补缺和个性答疑在课后服务中普遍开展；课后服务成为不少学校教科研活动、学术交流展示的重要内容，在连续两年的全市课后服务案例征集活动中，收到优秀案例300余篇；全市各校初步形成了课后服务的学校文化特色或课程活动特色，教育集团、学区有效统筹优质课后服务资源，积极吸纳校外资源支持课后服务工作，进一步丰富资源供给。
“根据《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规定，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在销售处方药时必须与非处方药分开销售，网页上不仅要有‘凭处方销售’的警示提醒，还必须隐匿掉说明书等信息，以确保凭方出售和对症下药。”承办检察官介绍，随着互联网医疗的发展，群众足不出户就能快速购得药物，十分便捷，但如果只是凭借经验或药物说明书展示的功能，不遵循医师的用药指导购买处方药，则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
（三）依法准确认定恶势力犯罪集团成员。本案的第三个焦点问题是，是否将全部参与人员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的组织成员。检察机关首先厘清各个涉案人员参与犯罪集团的时间、参与原因、参与程度、具体行为、有无拉人入伙、个人获利情况等，划分不同层级，避免因“一刀切”认定不当扩大惩治范围。经审查，确定李某梅组织、领导多人多次实施寻衅滋事犯罪，系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确定积极参与集团犯罪活动组织、指挥其他人员实施故意毁坏财物、非法侵入住宅、寻衅滋事等犯罪的，如李某鹏、刘某俊、孙某、胡某佳等人为第二层级人员，为该犯罪集团的重要成员；明知是恶势力犯罪集团而参加，多次参与故意毁坏财物、非法侵入住宅等暴力拆迁活动的张某辉、边某鹏、王某龙、耿某等人为第三层级人员。对于被临时纠集参加犯罪活动的第四层级人员，重点审查主观上是否明知或者应当知道该组织是以实施违法犯罪为基本活动内容的组织，并自愿接受其管理。根据以上原则判断，冷某昌、路某明、路某文等人，因系临时被纠集，只参与一两次在外围“站场子”活动，平时跟李某梅没有从属关系，年龄较小、社会阅历浅、参与时间短，系为谋生而误入该犯罪组织，主观上不明知是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不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的组织成员。
本系列案由长沙市公安局直属分局于2018年9月4日立案侦查。2019年7月2日，长沙市公安局将该案指定宁乡市公安局管辖。同年9月23日，宁乡市公安局以周甲、周乙等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罪移送宁乡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宁乡市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6月5日向宁乡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年9月7日，宁乡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斗殴罪、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等犯罪，判处周甲、周乙有期徒刑二十一年和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罚；其他成员分别被判处十二年至十一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刑罚。判决后，部分被告人上诉。同年11月23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