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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对于因行政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广泛出现的各种新型行为，如行政行为的附款、暂时性行政行为、行政契约、行政指导、产品召回、行业禁入、违法事实公布、风险警示、强制信息披露和失信惩戒等，需要在宪法原则和合法性、合目的性的约束下，将这些非型式化行为方式纳入行政法学总论体系框架之中，以防止其成为侵犯相对人权利的“法律不入之地”。因此，有必要梳理这些非型式化行为方式的法律性质、归类标准、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等，逐步探求将其类型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白皮书分析，相关金融商事案件主要呈现四方面特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数量仍处于高位运行；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数量大幅增长；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数量下降明显；新类型、疑难、复杂法律问题持续涌现，如在新三板等新兴金融市场交易中产生的法律适用难点，外卖骑手等新业态中产生的新类型纠纷问题，反向保理等新型金融交易模式所引发案件中的疑难法律问题等。
监督结果。2022年4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采纳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意见，认为市人社局在工伤决定中认定李某不属“非本人主要责任”的情形，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市人社局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判决撤销一审、二审、再审判决，撤销行政复议决定、撤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责令市人社局对李某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决定。2022年7月4日，市人社局对李某的工伤认定申请作出认定工伤的处理决定。
宋华琳：行政程序立法尚未形成统一完备的体系，公众参与、专家咨询、说明理由、听证等关键制度也缺乏统一的规范。此外，行政裁量权的基准制度需要进一步细化，包括量化本地区各行政执法行为的裁量范围、种类和幅度，并公开对外。同时，需要全面梳理、规范和精简执法事项。在行政执法中，如何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也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