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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汉朝强调，向法官检察官放权，不能“一放了之”，司法责任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断完善制约监督机制。建立防止权力干预司法的制度，有力震慑了领导干部“打招呼”、“批条子”，以及当事人“找门路”“拉关系”。当庭宣判挤压了关系案、人情案的存在空间。以庭审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等平台为代表的一系列司法公开和信息化改革，生动诠释了“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的道理。中国的全球营商便利度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大幅提升，世界银行发布《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评价民商事司法制度与法院工作质效的法院竞争力排名第5、其中“司法程序质量”排名第1，美国权威民调机构公布的2019年全球法律和秩序指数排名，我国排第3。这些成绩不时引起在场同学们的热议。
日前，在城西区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记者看到大屏中间的地图上，位于古城台街道的调解员头像红灯亮起。“矛盾纠纷随手报”后台很快显示出反映人的联系方式以及“暖气不热，物业不作为”的大概事项。约20分钟，该街道的调解员已赶到现场，提示灯由红转绿。“随后，调解员会反馈现场调解情况，如果调解不畅，则进入上报、研判和联席调解的流程。”张安兵说。
为什么各地差别比较大？关键就是看检察官是否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做好工作。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在审查起诉阶段实际上给检察官增加很多的工作量，包括以事实、证据、法律及有关案例教育、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这一工作，以前是诉至法庭后，主要由法庭去做。同时，还须请律师参与、阅卷，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对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与嫌疑人都予认同。同时还要做好被害人方面的工作，形成谅解、认同。这些工作量大、事难。从认真贯彻国家法律、实现公正和效率、真正化解矛盾，特别是履行好检察机关职责的角度出发，最高检提出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经过各地的努力，目标基本达到，不少地方到2019年12月份，单月全国的平均适用率达到了80％，2020年以来平均适用率已经达到了85％。比较高的适用率是可以实现的，这是基于我国刑事案件的实际情况、结构，在司法实践中提出的合理的目标要求。
“在四川，公安、法院、检察院、司法等政法机关都把各自的办案系统接入了政法跨部门办案平台。如公安机关通过自己的系统将提请审查逮捕的案件推送到政法跨部门办案平台，检察机关在该平台看到案件后，符合受理条件就可以接收并受理到检察业务应用系统。不仅进一步减轻录入案件信息的工作量，也打通了政法机关各家之间的数据信息互通渠道。”周少跃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