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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正如社会心理学的“替罪羊理论”所说，人们往往会把负面体验归因于外群体。在这里，人们把社会问题归因于技术。人们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意义感缺失，更倾向在信息流中花费更多时间，放下手机后，人们就容易将自己的空虚感归因到算法身上。心理学家戈登·W·阿尔波特的“替罪羊理论”(scapegoat theory)提出，当人们经受负面的情绪时，会倾向于把这种感受去归咎于另一个群体或个人。
湖南着力抓好《条例》的解读和培训，突出做好“一进两送”。推动《条例》进入党校（行政学院）主体班次教学内容，各级党校在主体班次中安排《条例》辅导课程；组织各级纪检机关选派精干力量，送课进党校、送教下基层，省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带头到基层讲解《条例》，帮助党员、干部深化《条例》理解运用。
四川省纪委监委介绍，入职不到一个月，沈雷便开始肆无忌惮地收受“红包”。一次项目验收结束后，施工方交给沈雷一个信封，告诉他这是“加班费”，沈雷坦然接受。“打开信封，看到有500元现金，心里很高兴，觉得这个工作没白干。他所在的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项目安全文明施工进行监管、评分，分数越高，企业获得的安全文明施工费就越高。为此，一些项目施工方找到沈雷，希望在安全文明施工上获取高分，并许诺事成之后给他“感谢费”。面对商人老板的请托，沈雷来者不拒，通过放宽检查尺度、提高分值等方式，帮助他们顺利获得高分。更有甚者，在收取商人任某6万元“感谢费”后，沈雷直接将数张盖有鲜章的空白评分表交给任某，让其自行打分。
也有研究显示，用户仍然有主观能动性，也并非一味被动接受算法的投喂。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杨天、黄圣淳等研究发现，喜欢用今日头条看娱乐信息的人，也顺便看了新闻。也就是说，人们使用算法驱动的信息分发平台之后，并没有陷入娱乐的茧房中不可自拔，而是随着娱乐信息消费增加，新闻信息的消费也增加。从传播的角度上讲，这个研究的结果很有意义，因为它提出了一个反常识的发现：算法平台上的消费者不仅没有娱乐至死，而是也履行着“好公民”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