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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该“中心”无论是从大门右侧空地上“做事须循天理，为人且问良心”的文化墙，还是婚恋家室调解室里的“家和万事兴”牌匾，甚至是卫生间前走廊上的“万事和为贵，有理让三分”，处处都弥漫着“和谐”的文化氛围。陈明哲补充道，“这也是我们‘中心’与其他地方的不同之处，相比‘磨破嘴皮’的调解，我们更注重的是‘润物细无声’。”
该论文指出，成都市武侯区自2014年进行以“赋权学校”为核心的制度改革，赋予学校“管理自主”“教师自聘”“经费包干”等自主管理权即“两自一包”改革，由学校在规模控制数内面向社会自主招聘教师，所聘教师不占用事业编制，实行岗位聘任、合同管理和退出制度，校聘教师与在编教师同工同酬。双流区借鉴“两自一包”改革经验，在新建公办学校推行的“政府主导、国企参管、学校自主”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试点，也全面取消编制管理。这些改革均以政府充足财政投入为支撑，以岗位聘任、合同管理、薪酬激励、同工同酬作为替代解决措施。当然，考虑到现实中教师编制的政治资源、行政资源、符号资本、公共资源等多种属性，取消公办中小学教师编制的地方改革经验能否在其他地区或全国推广，还需扩大试点范围和多方论证。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这既需要科技专家、管理人才的“顶层设计”，更离不开“土专家”“田秀才”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活跃在田间地头，扎根在基层一线，是行家里手，也是致富榜样。尊重乡村发展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要针对不同类型人才，差别化培育和管理。对于农村本土人才，需打破围墙式的传统教育培训模式，以技术培训、在线指导等，使农民不离乡、不离土。切实贴近乡村现实发展需求，“量身定制”人才培育计划，以此深入挖掘培育出更适合乡村发展的各类优秀人才。
第三，“人”“编”捆绑难以实现跨校调配。按照“自上而下”的编制配置方式，县级教育部门对核定编制总量进行分配，而核定到校的编制往往被学校视为其独有的教育资源。这也就意味着，一旦编制用于补充人员，这一编制即被视为该学校人员所占用。教师编制所有权与使用权相捆绑，导致教育部门难以对编制资源进行跨校调配。对于教师个体而言，其编制隶属于学校使其将自身定位为“学校人”，许多教师也因而“一辈子只在一所学校工作”。有的教师即使出于工作原因调动至其他单位工作，其编制也仍然保留在原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