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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面审查卷宗的基础上，委托湖北省人民检察院补充调查，走访公安交通大队，与处理事故民警沟通交流等，并询问经营部用工者谢某。最高人民检察院办案人员当面听取李某意见，现场查看路况和环境。2021年6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抗诉认为：再审法院认定李某系下班途中受伤，案涉交通事故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举证责任由李某承担，不符合法律规定。其一，李某已承担其应当承担的证明责任。市人社局不予认定李某构成工伤，应当提供李某符合不予认定工伤的依据。再审法院认定案涉交通事故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举证责任由李某承担，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关于行政机关应当对其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的法律原则。其二，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的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有认定工伤的行政职权以及对相关事实调查核实的职责。本案中，市人社局未尽到对相关事实调查核实的职责，依据公安交管部门事故证明，认定李某受伤害为单方事故，从而以不能认定为非本人主要责任，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该认定缺乏事实依据。其三，李某发生交通事故受伤与外出工作具有高度关联性。李某因完成单位领导指派的工作任务造成工作时间和路线的改变，相比于一般正常工作时间给其带来更多不确定的风险，而且没有证据显示李某返程回家途中存在从事与工作完全无关的个人活动，此种风险与外出工作具有相当程度的因果关系，风险的后果让李某承担有违公平合理原则。
当前，药品安全不仅是一个专业问题，也是公众、政府乃至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课题。宋华琳回忆，自己刚上大学时，国内并没有体系化的药品法著作，基于研究兴趣他曾在图书馆里通读了几乎所有的药学刊物、报纸、论文等，还围绕1984年版《药品管理法》的每一条文，逐条评述，一共写下了几十万字的笔记，由此从药学转向药品法研究。此后，他又经由药品法面向行政法，在药品行政监管领域作出探索。
“当年，常书鸿先生为什么放弃法国优渥的生活，当起了敦煌的守护神？因为他第一次看到敦煌艺术作品的时候非常震撼，这一下激发了他的民族自信心”，敦煌研究院书记赵声良表示，自己1984年第一次看到敦煌画册时，也是类似的心情，所以他完全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扎根大漠、守护敦煌，“敦煌是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方，敦煌也是一个大有可为的地方，创新性是我们今天的艺术最应该继承的，期待这部作品让更多人了解敦煌的魅力。”
丁薛祥表示，希望有关各方以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启动为契机，携手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聚焦重点目标，积极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利用、惠益分享，助力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开展务实行动，切实为发展中国家落实“昆蒙框架”提供资金、技术、能力支持。加强团结协作，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化运作，欢迎有关各国、机构和组织为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出资，支持实现“昆蒙框架”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