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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先生”还有两重含义也在不断发展与传播。其一，用“先生”称党外人士、无党派人士等，从历史的角度而言，这是1949年之后“先生”概念衍生含义的时代性延续；其二，用“先生”称年长而有威望者，这与自先秦以来用“先生”尊称“学士年长者”相关。目前以上两种用法皆不强调性别因素，并且在政界、学界的部分特殊场合得到广泛使用。不过在现代“先生”概念谱系中，以上两重含义仅居于支流地位。
事实证明，当前的国际秩序在应对人们今天面临的许多问题时已暴露出明显不足。那么，受儒家文化启发的国际秩序会是什么样呢？我认为，这个模型中不存在任何作为霸权凌驾于其他秩序之上的单一、享有特权、占主导地位的秩序，每个国家身份都源于其在世界有机体的生命机能中形成的独特关系模式，而这个生机勃勃的全球生态本身就是由这些独特的国家相互适应而产生的整体性和包容性的秩序。
到了近代中国，由于“先生”概念的自身演变趋势和西学东渐的时代大变局，以上两种含义的冲突日益加剧。一方面，西方“mister”的翻译和传播，给“先生”概念带来全新内涵，性别因素完整渗入“先生”概念谱系中；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在性别平等和政治平等的诉求之下，赋予“先生”概念“民间普通称呼”的政治地位，官方承认这一概念“男女皆可用”。
谢茂松，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博士，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资深研究员、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城市观察》杂志特邀主编；中央党校文史部兼任教授，曲阜孔子书院执行理事长；中国西藏信息中心特约研究员，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学术顾问，香港《南华早报》中国专家组专家。著有《大臣之道：心性之学与理势合一》等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