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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药品安全不仅是一个专业问题，也是公众、政府乃至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课题。宋华琳回忆，自己刚上大学时，国内并没有体系化的药品法著作，基于研究兴趣他曾在图书馆里通读了几乎所有的药学刊物、报纸、论文等，还围绕1984年版《药品管理法》的每一条文，逐条评述，一共写下了几十万字的笔记，由此从药学转向药品法研究。此后，他又经由药品法面向行政法，在药品行政监管领域作出探索。
“培训前有授课需求表，我提出多了解新的农业技术与设备，班里便安排我们实地观摩学习了当地农业设备、灌溉设施、田间道路建设利用和农业技术推广。我还保存了设备企业联系方式，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了用场。”刘宗益说。回到单位，刘宗益说明情况，帮村民们向当地财政部门申请了农机购置补贴资金，购进了4台自动化耕地深松浅翻机。
“当年，常书鸿先生为什么放弃法国优渥的生活，当起了敦煌的守护神？因为他第一次看到敦煌艺术作品的时候非常震撼，这一下激发了他的民族自信心”，敦煌研究院书记赵声良表示，自己1984年第一次看到敦煌画册时，也是类似的心情，所以他完全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扎根大漠、守护敦煌，“敦煌是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方，敦煌也是一个大有可为的地方，创新性是我们今天的艺术最应该继承的，期待这部作品让更多人了解敦煌的魅力。”
大概10年前，一对从火焰山赶来的农民夫妇从海力其汗的葡萄园中带走了8株新品种的葡萄苗。第二年葡萄成熟的时候，夫妻俩带着一筐葡萄来看她。感动之余，海力其汗想：“农民对葡萄栽培技术的需求这么强烈，我得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人掌握科学的种植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