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呼吁加快人工智能立法的呼声应该很高，特别是欧盟已经出台了人工智能法，我们国内要求很高，但是国情不同。”彭森认为，我们现在对人工智能的认识远远达不到立法的认知水平，但是又有很多立法空白需要我们填补，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地通过一部法典的方式来解决可能条件不成熟，我们可以灵活运用各种立法机制。比如，对某一个问题看准了，人大常委会可以通过决定的方式来解决。比如前些年人大也通过了这些决定，小步走不停步，最终形成一个人工智能的知识法律规范体系。

      我经常往返于中美两国，也经常前往世界各地推广中国文化。我发现，在中国的书店、大学图书馆里，几乎可以找到所有西方杰出思想家著作的中文译本，而且翻译质量很高。可是，在美国等其他一些国家的书店、图书馆里，很少有中国思想家的著作，介绍中国文化的书籍也比较少。因此，我和美国一家出版社设立了一个项目——“翻译中国”，陆续翻译出版李泽厚等中国著名思想家的著作。我还翻译了《论语》《中庸》《道德经》《孝经》《孙子兵法》《淮南子》等中国典籍，从翻译经典入手改变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误读。广东体育频道

      以书会友，以文载道。5年前在法国尼斯，马克龙总统送给习近平主席一本1688年的《论语导读》法文手抄本；在豫园茶叙，习近平主席回赠马克龙总统一本1899年的法国名著《茶花女》首版中译本。此次巴黎再相聚，两国元首又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书礼”。广东体育频道

      文章认为，晚清时期由西方汉学家建构起来的“miser”与“先生”的互译联系，虽然1949年之后在我国内地一度消亡，但在港澳台地区依旧盛行。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作为“mister”对译的“先生”概念再次从港澳台地区回流。随后，“先生”概念指涉范围日益膨胀，逐步瓦解“同志”“师傅”在男性称谓上的统摄地位，“成了对男性公民的第一位的称呼语”。“先生”席卷中国并隐然成为社会主流和共识，既是改革开放后多元化社会对新称谓的诉求，也是“新政治的春风催发的一粒词汇的芽粒”。而根植于传统的“男女皆可用”的“先生”概念则被迫居于支流。广东体育频道（撰稿：邹竹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