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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公安局还不断推动“科技+实战”深度融合，持续延伸预防警务的智慧感知触角——在厦门软件园三期，集美分局把警务站前移到园区一线，打造“三层四级巡防”的智慧支点，实时处置风险隐患，实现一呼百应、秒级调度；在思明黄厝社区塔头社，思明分局通过“城中村”现代化治理平台，破解流动人口和网约房治安管理两大难题。
第三，“人”“编”捆绑难以实现跨校调配。按照“自上而下”的编制配置方式，县级教育部门对核定编制总量进行分配，而核定到校的编制往往被学校视为其独有的教育资源。这也就意味着，一旦编制用于补充人员，这一编制即被视为该学校人员所占用。教师编制所有权与使用权相捆绑，导致教育部门难以对编制资源进行跨校调配。对于教师个体而言，其编制隶属于学校使其将自身定位为“学校人”，许多教师也因而“一辈子只在一所学校工作”。有的教师即使出于工作原因调动至其他单位工作，其编制也仍然保留在原学校。
第二，部门本位意识阻碍着编制跨部门流转。部分地区通过精简事业编制、建立编制“周转池”等方式，统筹事业单位编制优先保障教育供给。但是，编制能够调配的前提是系统内编制结构“有余有缺”，在事业单位编制普遍“吃紧”的情况下，想要通过余缺互补的方式调配教师难度较大。一些事业单位长期持有“编制为我所用，即为我所有”的态度，即使存有富余编制，许多部门也不愿意将这一部分编制用于统筹或借转至教育部门。
除此之外，该“中心”无论是从大门右侧空地上“做事须循天理，为人且问良心”的文化墙，还是婚恋家室调解室里的“家和万事兴”牌匾，甚至是卫生间前走廊上的“万事和为贵，有理让三分”，处处都弥漫着“和谐”的文化氛围。陈明哲补充道，“这也是我们‘中心’与其他地方的不同之处，相比‘磨破嘴皮’的调解，我们更注重的是‘润物细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