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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邹农耕创办笔庄,探索改良制笔工艺。为调查各地用笔习惯,邹农耕连续5年在报纸、杂志上刊登“赠笔启事”。“5年投入800多万元,赠笔50万支。收获很大,黄河以北用笔要硬,以南则要弹性适中,江浙一带要柔,这让后续的毛笔制作及销售更加有的放矢。”邹农耕说。
我们坚持互帮互助。新冠疫情发生后,我同武契奇总统两次通话,就抗疫合作达成重要共识。中方向塞方援助并优先提供多批医疗防护物资,还派遣专家组赴塞尔维亚。塞方全力支持中方在疫情期间帮助旅外侨民的“春苗行动”,塞尔维亚民间组织自发向中国人民捐助口罩等物资。这种雪中送炭的兄弟情谊弥足珍贵。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师何挺:现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刑诉学界最关注的话题。从张军检察长2020年10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专项报告来看,该制度在全国的适用率并不平均,包括现在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比率以及量刑建议被采纳的比率都不太平均,而且在不断变化过程中。请问,从该制度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您觉得适用比率多少是比较合适的?
2018年10月19日,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最高检向教育部发送“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历史上第一份由最高检直接向国务院组成部门发送的检察建议。“一号检察建议”发出后,全国检察机关与教育主管部门联合进行实地督导、明察暗访,检查中小学校、幼儿园3.86万余所,监督整改安全隐患6600余个。最高检会同教育部赴8个省区市进行督导,有力推动了校园安全制度的落地落实。2019年,媒体曝光的几起侵害女童事件令人揪心,落实最高检“一号检察建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再次凸显。对此,最高检态度坚决,强调“一号检察建议”要“没完没了”抓下去,以此为抓手,助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的落实。几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一号检察建议’已成为撬动检察机关开拓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重要杠杆,成为促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的重要牵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