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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龙岗大队于2023年10月31日作出的《认定书》显示，姚某明醉酒（经鉴定酒精含量为220.48mg/100ml）驾驶行驶系及照明信号装置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时，车速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限速60km/h，车速119km/h，超速98.3%)，且未观察道路情况，未确保安全驾驶，其行为是导致此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应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刘霁虹等人不承担此次事故的责任。
钟国英的家属介绍，2023年10月24日下午，刘霁虹(澳籍华人)驾驶盛万江公司黑色商务车搭载公司董事长钟国英、董事钟昀、销售经理江元谦以及一名意大利籍客户，正常行驶至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南坪快速路保安立交桥路段时，被姚某明驾驶的汽车飞速从后撞上，致使商务车车身前部与左侧护栏发生碰撞。此后，商务车又撞上同向行驶的由陈先生驾驶的车辆。此次事故导致钟国英、江元谦经抢救无效后死亡，其余3人受伤，其中刘霁虹重伤。所幸的是，陈先生及其车上的一名乘客未受伤。
该特展将分为5个单元，以“儿童为玩偶穿衣装扮”作为策展和设计理念，重现法国男性和女性在不同时间及场合的穿戴组合。展览以18世纪华美的宫廷礼服作为开场，展示法国王室成员和贵族如何利用礼服在宫廷内外展现其身份和地位。直至19世纪中期，形如鸟笼的大型硬质裙撑成为法国以至全欧洲极具标志性的时尚特色。
新京报讯（记者张静姝）近年来，随着用工形式和用工主体的多元化，劳动争议案件呈现出新特点。近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发布了大兴区劳动争议案件审理情况，并发布了典型案例。 丙某于1995年入职某设备公司，岗位为车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工资为计件工资，某设备公司的《员工手册》规定，公司根据工作需要以及员工的实际能力，对于工作地点、工作内容可作适当或临时性调整，工作地点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注册地、经营地以及单位相关业务开展地。 2018年，某设备公司原厂址搬迁至外地，北京的新厂区无车工岗位，同时丙某因病假持续未到岗。2019年2月，某设备公司向丙某发送了返岗通知，丙某申请休病假至11月，其间，某设备公司支付了病假工资。2019年11月病假到期后，某设备公司再次通知丙某返岗，到同园区的关联公司继续干车工岗位，计件工资。丙某表示调岗不能降薪，拒绝到新岗位报到。2019年11月至12月，丙某持续到某设备公司人力资源部打卡，但未提供劳动，其间，某设备公司每月按待岗工资标准向丙某发放工资。2020年，丙某通过申请仲裁方式提出离职，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是公司克扣工资，要求公司支付工资差额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后丙某不服仲裁裁决起诉至法院。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某设备公司因厂房搬迁的客观原因无法安排丙某在原厂址原岗位工作，故协调丙某在关联公司其他车间岗位上班，但丙某拒绝到岗从事新岗位工作，双方对调岗未达成一致，劳动合同约定了计件工资，员工手册也约定了调岗条款，丙某应受劳动合同和员工手册约束，因此某设备公司调岗、主张计件工资不违反劳动合同及员工手册约定，属于企业经营自主权范围。在上述情况下，某设备公司按待岗工资标准发放工资，不违反法律规定，且双方对于2019年12月的工资异议是因对年假是否包含休息日的天数计算产生，经法院核算，某设备公司不存在拖欠工资的情况，故对丙某要求某设备公司支付工资差额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法官解析，企业搬迁涉及职工的基本利益，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中宽泛约定工作地点是“全国”“北京”等，如无特别情况，应属于约定不明。劳动者在签订劳动合同后，已经在实际履行地点工作的，视为双方确定具体的工作地点。用人单位不得仅以工作地点约定为“全国”“北京”为由，无正当理由变更劳动者的工作地点。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用人单位可以单方变更工作地点的，仍应对工作地点的变更进行合理性审查。 具体审查时，除考虑对劳动者的生活影响外，还应考虑用人单位是否采取了合理的弥补措施（如提供交通补助、班车），是否存在降薪等。如用人单位调岗不具有合理性，劳动者可采取正当手段表达诉求、维护合法权益；如用人单位调岗具有合理性，但劳动者拒绝履行劳动合同构成旷工的，可能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编辑 刘倩 校对 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