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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要“知其所以然”，厘清具体事务中的因果关系，进行抽象式的反省。要注重经验，注重问题，但更要从问题出发，从本土经验中提炼出一般的法律理论。例如经济学者从对中国地方经济治理的研究中，提炼出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但法学学者面对官员异地交流、GDP考核、区域协调发展、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等现实问题，还缺少理论层面的提炼。法学研究要努力提炼出更具标示性、融通性的概念，更具有回应性的学术话语，以表达更为丰富的法律学术思想，解释更为普遍的法律现象。
在强调简政放权、优化公共服务、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行政程序的简化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设计简化、灵活、迅速且合乎行政目的的行政程序，有助于以符合效能原则的方式来实现行政任务，为行政相对人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有助于行政相对人基本权利的及时实现，减少行政主体的执法成本和行政相对人的守法成本。对于行政程序的简化，对于简易程序、告知承诺程序、默示许可程序、电子化行政程序等制度，还缺少系统研究和规范。
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健全劳动法律法规，规范新就业形态劳动基准，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及时总结经验、形成制度。加强市场监管和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有效治理就业歧视、欠薪欠保、违法裁员等乱象。
其次，对于因行政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广泛出现的各种新型行为，如行政行为的附款、暂时性行政行为、行政契约、行政指导、产品召回、行业禁入、违法事实公布、风险警示、强制信息披露和失信惩戒等，需要在宪法原则和合法性、合目的性的约束下，将这些非型式化行为方式纳入行政法学总论体系框架之中，以防止其成为侵犯相对人权利的“法律不入之地”。因此，有必要梳理这些非型式化行为方式的法律性质、归类标准、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等，逐步探求将其类型化、制度化和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