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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俄不同的姓名系统,折射出两国世界观、价值观、民俗、信仰和语言等方面的文化信息。正如俄罗斯姓氏学家M·B·郭尔巴涅夫斯基所言:“每一个姓氏都是一条历史文献,甚至可以说是一座历史的丰碑。”了解俄罗斯人名系统的使用和适用,认识中俄两国姓名系统的深层文化内涵与差异,对于消除和减少跨文化交际中不必要的误会,增进两国文化与文明的交流互鉴,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完)
(四)准确区分集团犯罪和个人犯罪,确保罪责刑相适应。本案的第四个焦点问题,李某梅作为该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是否应当对其集团成员实施的所有个案承担刑事责任。根据我国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之规定,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全部罪行”应该是指犯罪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而非犯罪集团成员实施的全部罪行。本案所涉犯罪集团内部管理松散,部分成员为了牟取个人利益,利用李某梅在临淄区“大姐大”的名声为非作歹、聚众斗殴、肆意滋事。如骨干成员常某仲纠集多人单独成立的地下“出警队”,既参与李某梅犯罪集团故意毁坏财物的违法犯罪活动,又单独实施了十起强奸等犯罪行为,形成了以常某仲为首要分子的另一个恶势力犯罪集团。又如骨干成员曲某在组织之外实施聚众斗殴一次,寻衅滋事一次,造成两人轻伤、一人轻微伤的犯罪后果。但上述行为李某梅并不知情,也未组织、策划、指挥或参与实施,上述犯罪行为不是为集团利益所实施,与组织利益无关,事后也并未得到李某梅的追认,对该犯罪集团的发展壮大没有帮助作用。综上,对于上述非其本人组织、领导、参与实施的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犯罪行为,不能认定为犯罪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李某梅不应对其集团成员实施的上述个人罪行负责。
为逃避打击、长期存续,该组织主要通过聚众造势、语言威胁、堵门阻工等“软暴力”行为,以“谈判”“协商”“调解”等方式对被害人形成心理强制和威慑,逼迫他人退出已承揽的工程项目,强行入股他人承揽的工程项目,或者在承揽工程项目后故意拖延工期且拒不退场,故意制造“僵局”迫使项目方将后续项目继续交由其承揽。2013年至2018年期间,洋湖生态新城出让地块的建设或在建工程项目17个,周甲、周乙等人参与商业项目土方工程9个,占洋湖新城项目总数的53%,其中有6个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强揽所得,3个利用组织“威名”承揽所得,另对其他2个商业工程项目实施了堵门、阻工行为,意图强揽项目土方工程,迫使对方支付“退场费”,敲诈勒索他人财物,造成了当地商业项目土方工程没有周甲、周乙等人的同意或者参与就无法顺利实施,其他单位、个人也不敢来洋湖街道承揽土方工程的非法控制局面。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把控当地土方工程的准入、退出、经营,该组织“软硬兼施”,或以行贿、送礼、分红等方式拉拢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工作人员,或殴打行业主管部门工作人员阻挠执法,造成群众和正当经营企业的合法利益遭受侵害后,不敢通过正当途径举报、控告,严重干扰、破坏了国家机关、行业管理部门以及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工作秩序和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一是对主观上知道该组织以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重要内容,且多次参与组织违法犯罪活动、情节严重的,依法认定为组织成员。如本案被告人李某认为其协助曾甲管理某酒吧是正常经营行为,其不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但在案证据证实,某酒吧是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聚集地,也是该组织内保人员发放工资、娱乐、提供作案工具的场所,李某作为某酒吧经营管理者之一,对某酒吧员工的主要活动非常清楚,在管理员工过程中也起到主要作用;其明知曾甲多次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仍跟随曾甲参加与酒吧正常经营活动无关的违法犯罪活动,也明知事后该组织会出面兜底,故认定其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被告人曾某源、曾乙辉、李某阳等作为某系公司工作人员,虽领取的工资不高,但入职公司的时间较长,多次参加故意伤害、寻衅滋事、妨害公务等较为重大的组织违法犯罪活动,应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