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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摸排重点领域和行业能效水平。对标能耗限额强制性国家标准和《工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3年版）》等标准及政策要求，摸排本地区工业、建筑、交通、公共机构等重点领域，以及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数据中心等重点行业能效水平，查找能源利用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
近些年，常有从事海外代购的货主与走私团伙牵扯不清。这些犯罪团伙利用便利的通关条件，雇佣“水客”频繁来往于口岸之间，通过蚂蚁搬家的方式，把货主代购的货物或者禁止、限制进出境的物品“化整为零”，以穿戴、携带等方式走私入境，货物入境后再“变零为整”，交由境内货主进行分销或自用。通过走私犯罪团伙走私货物，不仅团伙成员、“水客”构成走私犯罪，委托走私的货主也可能会被认定为走私犯罪的共犯。近日，新京报记者获悉，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结四起委托走私犯罪团伙运输海外奢侈品入境案件，涉案货主均被以走私普通货物罪定罪处罚。走私入境的货物。 图源：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为赚取高额收益，多人通过“水客”团伙走私入境、偷逃关税新京报记者了解到，几年前，刘某为了贴补家用，做起了海外代购生意。如果通过正规渠道将货物运送入境，需要缴纳相应的关税，这也会导致海外代购所具有的低价优势不复存在，其所能获得的代购利润也会被压缩。正为此事犯愁的刘某偶然得知某物流公司可以低价从香港将货物转运至内地，每件货物仅收取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的“带工费”。虽明知偷逃关税违法，但在走私带来的高额收益面前，刘某还是选择与该物流公司合作，通过“水客”将货物运送入境。截至被抓获，刘某共计偷逃税款19万余元。在另外两起案件中，被告人徐某、宋某与刘某情况相仿，同样是为了赚取高额的代购利润，他们将在海外购物平台购买的货物运至走私犯罪团伙在香港或澳门的揽货地址，再由走私犯罪团伙雇佣的“水客”走私入境。截至被抓获，徐某共计偷逃税款31万余元，宋某共计偷逃税款29万余元。张某与上述三人不同，其走私货物并非为了销售，而是为了“打版”（指将服装创意设计图转化为具体的样板）。张某为某服装厂老板，其经常在国外购买各式名牌服装回国“打版”，而后生产大牌同款服装进行销售。由于购物量较大，为了降低成本，张某也选择通过走私犯罪团伙将所购买的商品走私入境。截至被抓获，张某共计偷逃税款47万余元。涉案走私犯罪团伙被打掉之后，货主刘某、徐某、宋某、张某随即被查，并被提起公诉。伙同他人走私普通货物进境，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北京四中院先后对四起案件进行了审理。因四名被告人均存在故意违反国家法律法规，逃避海关监管，伙同他人走私普通货物进境的行为，偷逃应缴税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依法应予惩处。但四名被告人到案后均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并主动补缴税款，认罪悔罪态度较好，依法应予以从轻、从宽处罚。最终，北京四中院分别判处刘某拘役五个月，缓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徐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五万元；宋某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张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法官提示，代购或者是在境外购买商品回国自用、送人的行为本身并不违法，是否违法取决于商品是否经过申报或者缴纳税款。上述案件被告人通过走私犯罪团伙将货物走私入境，与走私犯罪团伙具有共同实施走私犯罪的意思联络，因此被以走私犯罪的共犯论处。根据《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较大或者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根据两高《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 “偷逃应缴税额较大”，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偷逃应缴税额不足十万元的，不代表不违法。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进出境的个人物品，海关会按照“自用、合理数量”的原则查验放行。一般来说，居民旅客（短期多次往返旅客除外）在境外获取的总值不超过人民币5000元、数量合理的自用物品，海关会予以免税放行，超出免税额规定范围需主动申报纳税。若未主动申报纳税，则需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新京报记者 慕宏举编辑 彭冲 校对 杨许丽
本报北京5月14日电 （记者刘志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开展重点用能单位能效诊断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提出根据《“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和《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有关要求，落实节能法规政策标准，开展重点用能单位能效诊断，支撑分领域分行业节能降碳专项行动，推进节能降碳改造和用能设备更新。
他说，北京破产法庭审结了多起疑难复杂的创新案件，建立了大要案审理机制。同时，确立跨境破产案件审理标准。创新性适用法律互惠认定双方存在互惠关系，并将国际通行的外国程序集体性、外国法院管辖权适当性等要素纳入承认外国破产程序的法律要件。探索承认外国破产程序后的救济范围，较好平衡跨境破产司法协助与保护中国债权人等之间的关系，推进跨境破产程序效力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