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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不是无源之水。就如改革的价值取向，立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基石上，蕴含着“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的深层逻辑。新时代以来的10多年里，有“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的誓言，有“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践诺，案例不胜枚举。这次座谈会，当有学者发言提到“接下来的这轮改革，力争让更多群体有更强的获得感”时，总书记赞许道：“这句话正是点睛之笔，老百姓的获得感是实实在在的。”
会议强调，要切实抓好《规定》的贯彻落实，坚持严字当头，敢于较真碰硬，敢管敢严、真管真严，释放失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强烈信号，推动金融监管真正做到“长牙带刺”、有棱有角，将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在金融领域树立起来并长期坚持下去。
聚焦“两个关键”，落实管理要求。聚焦“名院”“名医”等医疗机构的“关键少数”和关键岗位人员管理，重点惩治本人或指使亲友，利用经商办企业“靠医吃医”、收受供应商回扣等问题；以“站台式讲课”“餐桌式会议”等为切入点，坚持“风腐一体”治理，深入整治接受医药企业变相利益输送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等法律法规严肃处理。
1993年，我考入中国药科大学。1995年秋天，胡廷熹教授在给我们讲授药学英语时，曾提到他在美国进修药品法的经历，并介绍了在药大开设药事法规硕士方向的情形。那时，我便开始梦想未来能成为专攻药品法学的研究者，希望未来的研究能为监管部门所需，为药品立法所用，为媒体析疑，为企业释惑。自1998年，有幸跟随我的硕士生导师邵蓉教授从事药品法的研究，直到不久前，还和邵老师相聚于百年南开园，抚今追昔，十分感慨，但还是不改学问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