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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编”捆绑难以实现跨校调配。按照“自上而下”的编制配置方式，县级教育部门对核定编制总量进行分配，而核定到校的编制往往被学校视为其独有的教育资源。这也就意味着，一旦编制用于补充人员，这一编制即被视为该学校人员所占用。教师编制所有权与使用权相捆绑，导致教育部门难以对编制资源进行跨校调配。对于教师个体而言，其编制隶属于学校使其将自身定位为“学校人”，许多教师也因而“一辈子只在一所学校工作”。有的教师即使出于工作原因调动至其他单位工作，其编制也仍然保留在原学校。
三是流动人口的数量变化也会影响到出生人口数量。作为流动人口第一大省，流动人口的流动性，与出生人口的稳定性存在一定关联。近年来，流动人口尤其是外省流动人口总量在减少，现有的流动人口在广东就业生活的时间在拉长，且年龄逐渐增大。比如广州市，2023年自然增长人口3.89万人，机械增长人口17.77万人，但常住总人口只增加了约9.30万人 ，意味着流动人口减少了10多万人。这些现实因素也会影响常住人口的生育水平。
该论文指出，成都市武侯区自2014年进行以“赋权学校”为核心的制度改革，赋予学校“管理自主”“教师自聘”“经费包干”等自主管理权即“两自一包”改革，由学校在规模控制数内面向社会自主招聘教师，所聘教师不占用事业编制，实行岗位聘任、合同管理和退出制度，校聘教师与在编教师同工同酬。双流区借鉴“两自一包”改革经验，在新建公办学校推行的“政府主导、国企参管、学校自主”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试点，也全面取消编制管理。这些改革均以政府充足财政投入为支撑，以岗位聘任、合同管理、薪酬激励、同工同酬作为替代解决措施。当然，考虑到现实中教师编制的政治资源、行政资源、符号资本、公共资源等多种属性，取消公办中小学教师编制的地方改革经验能否在其他地区或全国推广，还需扩大试点范围和多方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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