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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记者张静姝 通讯员吴昆）郑女士与周先生系夫妻关系，双方育有一子小周。2023年，郑女士因感情不和起诉离婚。周先生随后搬出双方居住房屋，并在郑女士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小周带走，此后，郑女士无法正常探望、抚养孩子。为此，郑女士以其监护权受侵害为由，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行为禁令。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日前经审理，认定郑女士的申请符合发出人格权侵害行为禁令的法定条件，裁定周先生立即停止对申请人郑女士监护权的侵害。新京报记者了解到，申请人郑女士称，她与周先生于2017年登记结婚，2019年双方育有一子小周。2023年，因与周先生感情不和，她起诉离婚。周先生在未与她协商的情况下擅自带走小周，并以各种借口阻碍她看望孩子，甚至将孩子藏匿。郑女士认为，周先生强行暴力抢走并藏匿未成年孩子，严重损害了她对孩子的监护权和行使家庭教育的权利，也侵害了孩子的合法权益，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据此，依据法律规定，郑女士请求法院依法裁定周先生立即停止侵害其监护权。周先生辩称，不认可郑女士的请求，其与郑女士因感情不和于2023年开始分居，双方分居后由他抚养婚生子，其父母协助抚养。在此期间，他通过视频方式保证了郑女士的探望权及监护权，并非郑女士所述的阻止与孩子交流，郑女士申请禁令不具有现实紧迫性的条件。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夫妻双方平等享有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共同承担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父母双方对未成年子女享有平等的监护权。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产生的权利，受法律保护。此案中，小周尚未成年，郑女士与周先生作为小周的父母，均系小周的监护人，享有监护权。根据庭审中双方陈述及郑女士提交的聊天记录，郑女士自双方分居后并未直接抚养婚生子小周，且周先生拒绝告知小周的具体住址。周先生虽辩称已通过视频方式保证了郑女士对于小周的探望权及监护权，但在双方就子女抚养问题未达成一致意见的前提下，仅通过视频方式无法保障郑女士的监护权。双方分居后，郑女士作为小周的母亲无法直接行使抚养、教育及保护的权利，侵害了郑女士作为小周监护人所享有的权利。孩子的成长过程只有一次，如不对周先生侵害郑女士监护权的行为予以制止，不利于保护郑女士与子女间的亲子关系，不利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郑女士的申请已符合法律规定的发出人格权侵害行为禁令的条件，法院裁定周先生立即停止对郑女士监护权的侵害。编辑 彭冲 校对 付春愔
值得注意的是，在须弥芥属和糖芥属中都成功定位到了三个基因区间，提示十字花科植物的生活史策略演化具有跨物种保守性。对照模式植物拟南芥的基因功能注释，在这三个遗传区间内存在一类亲缘关系密切的MADS-box转录因子编码基因，即FLOWERING LOCUS C（FLC）、FLOWERING LOCUS M（FLM）和MADS AFFECTING FLOWERING（MAF），它们都具有抑制植物开花（生殖生长）的功能。
监督意见。某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依据国土资源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的若干意见》规定，“已拥有一处宅基地的本农民集体成员、非本农民集体成员的农村或城镇居民，因继承房屋占用农村宅基地的，可按规定登记发证，在《集体土地使用证》记事栏应记载‘该权利人为本农民集体原成员住宅的合法继承人’。”虽然起诉时支某兰并非某村村民，但其系某村村民支某堂的合法继承人，其对案涉宅基地上的房屋享有合法继承权，应属于案涉宅基地的利害关系人。支某兰认为某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房屋继承协议为依据向支某柱颁发案涉集体土地使用证的行为，侵犯了其合法继承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某区人民法院以支某兰非案涉土地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能获得案涉土地使用权为由，认为其无权提起诉讼，裁定驳回起诉，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某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基于某村村委会加盖公章的房屋继承协议，向支某柱颁发集体土地使用证，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
（一）人民检察院办理涉工伤保险资格认定类行政生效裁判监督案件，对人民法院行政生效裁判关于“非本人主要责任”举证责任分配不当、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应当依法提出监督意见。劳动者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是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履行工伤认定职责的重要依据，在交通管理部门对事故无法作出责任认定，且用人单位未提供不是工伤的有效证据的情况下，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根据《工伤认定办法》第九条至第十五条的相关规定，对工伤认定相关事实进行调查核实，对其所作的认定结论承担举证责任。生效行政判决错误分配举证责任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