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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记者张静姝 通讯员吴昆）郑女士与周先生系夫妻关系，双方育有一子小周。2023年，郑女士因感情不和起诉离婚。周先生随后搬出双方居住房屋，并在郑女士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小周带走，此后，郑女士无法正常探望、抚养孩子。为此，郑女士以其监护权受侵害为由，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行为禁令。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日前经审理，认定郑女士的申请符合发出人格权侵害行为禁令的法定条件，裁定周先生立即停止对申请人郑女士监护权的侵害。新京报记者了解到，申请人郑女士称，她与周先生于2017年登记结婚，2019年双方育有一子小周。2023年，因与周先生感情不和，她起诉离婚。周先生在未与她协商的情况下擅自带走小周，并以各种借口阻碍她看望孩子，甚至将孩子藏匿。郑女士认为，周先生强行暴力抢走并藏匿未成年孩子，严重损害了她对孩子的监护权和行使家庭教育的权利，也侵害了孩子的合法权益，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据此，依据法律规定，郑女士请求法院依法裁定周先生立即停止侵害其监护权。周先生辩称，不认可郑女士的请求，其与郑女士因感情不和于2023年开始分居，双方分居后由他抚养婚生子，其父母协助抚养。在此期间，他通过视频方式保证了郑女士的探望权及监护权，并非郑女士所述的阻止与孩子交流，郑女士申请禁令不具有现实紧迫性的条件。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夫妻双方平等享有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共同承担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父母双方对未成年子女享有平等的监护权。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产生的权利，受法律保护。此案中，小周尚未成年，郑女士与周先生作为小周的父母，均系小周的监护人，享有监护权。根据庭审中双方陈述及郑女士提交的聊天记录，郑女士自双方分居后并未直接抚养婚生子小周，且周先生拒绝告知小周的具体住址。周先生虽辩称已通过视频方式保证了郑女士对于小周的探望权及监护权，但在双方就子女抚养问题未达成一致意见的前提下，仅通过视频方式无法保障郑女士的监护权。双方分居后，郑女士作为小周的母亲无法直接行使抚养、教育及保护的权利，侵害了郑女士作为小周监护人所享有的权利。孩子的成长过程只有一次，如不对周先生侵害郑女士监护权的行为予以制止，不利于保护郑女士与子女间的亲子关系，不利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郑女士的申请已符合法律规定的发出人格权侵害行为禁令的条件，法院裁定周先生立即停止对郑女士监护权的侵害。编辑 彭冲 校对 付春愔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基于对行政机关自行纠错承诺的善意信赖，等待行政机关就相关争议事项进行处理，应当属于扣除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了行政诉讼起诉期限扣除制度。该制度作为起诉期限一般规定的例外，体现了保护当事人诉权与维护行政秩序的平衡，避免当事人因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而丧失司法救济途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可以依法向行政机关提出，行政机关明确拒绝纠正行政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通过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主张权利。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提起诉讼前依法主张权利过程中，基于对行政机关承诺自行纠错的信赖，等待行政机关处理的期间，属于法律规定的“不属于其自身原因耽误起诉期限”，不计入法定起诉期限。
“把警务室修建在社区里，我们在警务室值班、办公、接受群众报警求助，实现2分钟内见警，节约了出警时间、缩短了出警距离，提高了出警效率。同时与群众距离近了，他们就会把我们当成自己人，通过努力为群众解决‘急难愁盼’的问题，自己也会收获一份价值感。”尹孟说，过去都是‘下社区’，如今我们‘在社区’，在这个阵地上守好矛盾化解的“第一关”，实现轻微矛盾不出社区、不进所。
监督意见。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李某受伤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情形，属于因工外出期间，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应认定为工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无证据表明李某外出从事的是违法或个人目的行为，其受经营部负责人指派外出给客户送材料期间所受事故伤害应当认定为工伤。本案“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举证责任不应由李某承担。2019年12月26日，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