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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暑假，我在香港九龙的新亚书院读书，遇到了新亚书院的创办人之一、哲学名家唐君毅先生，这是改变我一生的经历。我非常投入地学习他的思想，这也构成了我和他关系的基石。我在香港遇到的另一位老师是劳思光先生，当时他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年轻教授，我常去上他的课，并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就像大家总是多年后，才能意识到最好的老师对自己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唐君毅先生和劳思光先生对我来说就是如此重要的老师。他们都将中国哲学置于世界哲学的全景中看待，是世界性的哲学家。而我在这些年的研究中始终坚持中国哲学是世界性的，正是深受他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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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必开一期三期必出特文章认为，晚清时期由西方汉学家建构起来的“miser”与“先生”的互译联系，虽然1949年之后在我国内地一度消亡，但在港澳台地区依旧盛行。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作为“mister”对译的“先生”概念再次从港澳台地区回流。随后，“先生”概念指涉范围日益膨胀，逐步瓦解“同志”“师傅”在男性称谓上的统摄地位，“成了对男性公民的第一位的称呼语”。“先生”席卷中国并隐然成为社会主流和共识，既是改革开放后多元化社会对新称谓的诉求，也是“新政治的春风催发的一粒词汇的芽粒”。而根植于传统的“男女皆可用”的“先生”概念则被迫居于支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