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近代中国，由于“先生”概念的自身演变趋势和西学东渐的时代大变局，以上两种含义的冲突日益加剧。一方面，西方“mister”的翻译和传播，给“先生”概念带来全新内涵，性别因素完整渗入“先生”概念谱系中；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在性别平等和政治平等的诉求之下，赋予“先生”概念“民间普通称呼”的政治地位，官方承认这一概念“男女皆可用”。

      那年暑假，我在香港九龙的新亚书院读书，遇到了新亚书院的创办人之一、哲学名家唐君毅先生，这是改变我一生的经历。我非常投入地学习他的思想，这也构成了我和他关系的基石。我在香港遇到的另一位老师是劳思光先生，当时他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年轻教授，我常去上他的课，并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就像大家总是多年后，才能意识到最好的老师对自己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唐君毅先生和劳思光先生对我来说就是如此重要的老师。他们都将中国哲学置于世界哲学的全景中看待，是世界性的哲学家。而我在这些年的研究中始终坚持中国哲学是世界性的，正是深受他们的影响。五星体育

      文章称，“先生”概念最初的“首生”含义，主要指时间上的先后，而非性别层面的区隔。传统中国的语言实践中，“先生”概念并非男性独享的话语空间，它在性别层面具有广泛的包容性。特别是在老师、医生、道士、占卜者、说书人等职业中，无论男女，皆可使用“先生”之称。至少在明清之际，“先生”概念“男女皆可用”的含义在社会上居于主流地位。五星体育

      在他看来，传统“先生”概念谱系中，“男女皆可用”占据主导地位。自19世纪中期西方汉学家强行将“mister”和“先生”建构起互译关系开始，“mister”作为一种特殊含义开始悄然“寄生”在“先生”概念的躯壳之中。最初它仅位于边缘位置，无法对“先生”概念的核心含义造成威胁。但在近现代社会，西方语言、文字、观念、文化等被渲染上了一层“天然的合法性”，“mister”藉此“合法性”的庇佑不断挤压其他含义的生存空间。久而久之，“男女皆可用”的含义逐步边缘化，“mister”及其背后的性别因素在不知不觉间从“寄生”转为“主宰”，一跃而成“先生”概念谱系中最核心的含义。五星体育（撰稿：东方欣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