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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治理网络中，行政机关、行业协会、社会团体、专家、公众和企业在行政组织中的地位，以及在多边行政法律关系中所处的位置，也需要深入思考和讨论。理解和把握行政组织系统内部不同主体的互动，社会治理网络中不同主体的互动，以及如何规范行政组织与社会主体之间的互动，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因此，内部行政仍有待规范。
近年来，人工智能高速迭代发展，给诸多行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2022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规范和加强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意见》，提出到2025年基本建成较为完备的司法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体系，为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提供全方位智能辅助支持，显著减轻法官事务性工作负担，有效保障廉洁司法，提高司法管理水平，创新服务社会治理。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数字法院”更是作为重点工作首次出现在最高法的工作报告中。
其次，对于因行政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广泛出现的各种新型行为，如行政行为的附款、暂时性行政行为、行政契约、行政指导、产品召回、行业禁入、违法事实公布、风险警示、强制信息披露和失信惩戒等，需要在宪法原则和合法性、合目的性的约束下，将这些非型式化行为方式纳入行政法学总论体系框架之中，以防止其成为侵犯相对人权利的“法律不入之地”。因此，有必要梳理这些非型式化行为方式的法律性质、归类标准、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等，逐步探求将其类型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这给了我一片丰沃的学术田野，在这样一个活生生的“实验室”中，我切身感受到了政府、企业、行业协会、专家、媒体在风险规制中的作用，也为我思考行政法总论提供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实例。而我一直试图将药品行政法或药品监管作为行政法学总论研究的“试金石”或“参照领域”，一方面试图借助比较行政法的工具，借助政府规制与公共治理的理论，对药品监管中的诸多论题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行政法分论与总论的互动，发挥印证与反思功能，来推动行政法学总论的持续改革。感谢监管部门和产业界对我的滋养，使得我有了这样独特的“一亩三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