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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记者张静姝 通讯员吴昆）郑女士与周先生系夫妻关系，双方育有一子小周。2023年，郑女士因感情不和起诉离婚。周先生随后搬出双方居住房屋，并在郑女士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小周带走，此后，郑女士无法正常探望、抚养孩子。为此，郑女士以其监护权受侵害为由，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行为禁令。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日前经审理，认定郑女士的申请符合发出人格权侵害行为禁令的法定条件，裁定周先生立即停止对申请人郑女士监护权的侵害。新京报记者了解到，申请人郑女士称，她与周先生于2017年登记结婚，2019年双方育有一子小周。2023年，因与周先生感情不和，她起诉离婚。周先生在未与她协商的情况下擅自带走小周，并以各种借口阻碍她看望孩子，甚至将孩子藏匿。郑女士认为，周先生强行暴力抢走并藏匿未成年孩子，严重损害了她对孩子的监护权和行使家庭教育的权利，也侵害了孩子的合法权益，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据此，依据法律规定，郑女士请求法院依法裁定周先生立即停止侵害其监护权。周先生辩称，不认可郑女士的请求，其与郑女士因感情不和于2023年开始分居，双方分居后由他抚养婚生子，其父母协助抚养。在此期间，他通过视频方式保证了郑女士的探望权及监护权，并非郑女士所述的阻止与孩子交流，郑女士申请禁令不具有现实紧迫性的条件。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夫妻双方平等享有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共同承担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父母双方对未成年子女享有平等的监护权。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产生的权利，受法律保护。此案中，小周尚未成年，郑女士与周先生作为小周的父母，均系小周的监护人，享有监护权。根据庭审中双方陈述及郑女士提交的聊天记录，郑女士自双方分居后并未直接抚养婚生子小周，且周先生拒绝告知小周的具体住址。周先生虽辩称已通过视频方式保证了郑女士对于小周的探望权及监护权，但在双方就子女抚养问题未达成一致意见的前提下，仅通过视频方式无法保障郑女士的监护权。双方分居后，郑女士作为小周的母亲无法直接行使抚养、教育及保护的权利，侵害了郑女士作为小周监护人所享有的权利。孩子的成长过程只有一次，如不对周先生侵害郑女士监护权的行为予以制止，不利于保护郑女士与子女间的亲子关系，不利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郑女士的申请已符合法律规定的发出人格权侵害行为禁令的条件，法院裁定周先生立即停止对郑女士监护权的侵害。编辑 彭冲 校对 付春愔
这给了我一片丰沃的学术田野，在这样一个活生生的“实验室”中，我切身感受到了政府、企业、行业协会、专家、媒体在风险规制中的作用，也为我思考行政法总论提供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实例。而我一直试图将药品行政法或药品监管作为行政法学总论研究的“试金石”或“参照领域”，一方面试图借助比较行政法的工具，借助政府规制与公共治理的理论，对药品监管中的诸多论题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行政法分论与总论的互动，发挥印证与反思功能，来推动行政法学总论的持续改革。感谢监管部门和产业界对我的滋养，使得我有了这样独特的“一亩三分地”。
监督意见。某旗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1．根据民政部、财政部《通知》和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财政厅《意见》规定，负责烈士子女定期生活补助发放工作的行政机关应当严格掌握政策，执行落实好政策，深入细致地做好调查摸底工作。旗退役军人事务局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相关部门进行过统一调查、政策宣传等工作。行政机关履职不到位，原审判决认定旗退役军人事务局答复意见符合法律规定的主要证据不足。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第三十七条规定，“原告可以提供证明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不成立的，不免除被告的举证责任”。本案中，旗退役军人事务局始终未能提供漏报补报人员在文件实施后、个人申报前不能享受生活补助的法律和政策依据，亦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做了调查摸底工作。原审判决将举证责任分配给赵某一方，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022年9月，某旗人民检察院经检察委员会决定，向某旗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二）对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抗诉（再审检察建议）案件作出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仍然存在明显错误符合抗诉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可以跟进监督。跟进监督是充分发挥行政诉讼监督职责，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重要手段。人民检察院依法提出抗诉（再审检察建议）后，人民法院经过再审作出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仍然存在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人民检察院可以依职权再次提出抗诉或者提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抗诉，推动人民法院再审纠正错误裁判，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