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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通过提级管辖促推诉源治理。通过提级管辖纠纷多发、易发领域的典型案件，由较高层级法院作出高质量、权威性、示范性的裁判，可以引导当事人作出理性选择，促进批量纠纷系统化解。例如，案例1“沈某诉重庆市万州区某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教育培训合同纠纷案”，明确了在培训机构“机构停业、人员失联、一关了之”情况下教育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稳妥、高效解决了70多件关联系列案件。
【典型意义】近年来，随着“双减”政策有序实施，校外教育培训治理工作持续加强，涉未成年人教育培训类纠纷多发，成为人民群众广泛关注的民心“小案”。在严格管理学科类培训，加大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管理力度的背景下，对校外培训机构数量压减、关停引发的矛盾纠纷如何处理，需要司法裁判作出标准统一的规则性回应，发挥定分止争、能动治理的功能。本案通过提级审理，三级法院衔接运用提级管辖制度与示范判决机制，及时明确了涉未成年人校外教育培训合同纠纷的裁判规则。本案示范判决生效后，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五日内成功调解该院受理的平行案件71件，为化解大量的同类案件及诉前纠纷提供规则参考，有效防范了裁判标准不一、潜在纠纷不断的问题，产生良好的政策引导效果、法律适用效果和社会治理效果。
国家民委举办领导班子党纪学习教育读书班，采取集中自学、辅导报告、参观展览等形式，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纪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原原本本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推动党纪学习入脑入心。
为什么各地差别比较大？关键就是看检察官是否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做好工作。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在审查起诉阶段实际上给检察官增加很多的工作量，包括以事实、证据、法律及有关案例教育、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这一工作，以前是诉至法庭后，主要由法庭去做。同时，还须请律师参与、阅卷，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对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与嫌疑人都予认同。同时还要做好被害人方面的工作，形成谅解、认同。这些工作量大、事难。从认真贯彻国家法律、实现公正和效率、真正化解矛盾，特别是履行好检察机关职责的角度出发，最高检提出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经过各地的努力，目标基本达到，不少地方到2019年12月份，单月全国的平均适用率达到了80％，2020年以来平均适用率已经达到了85％。比较高的适用率是可以实现的，这是基于我国刑事案件的实际情况、结构，在司法实践中提出的合理的目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