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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编”捆绑难以实现跨校调配。按照“自上而下”的编制配置方式，县级教育部门对核定编制总量进行分配，而核定到校的编制往往被学校视为其独有的教育资源。这也就意味着，一旦编制用于补充人员，这一编制即被视为该学校人员所占用。教师编制所有权与使用权相捆绑，导致教育部门难以对编制资源进行跨校调配。对于教师个体而言，其编制隶属于学校使其将自身定位为“学校人”，许多教师也因而“一辈子只在一所学校工作”。有的教师即使出于工作原因调动至其他单位工作，其编制也仍然保留在原学校。
他曾在浙江工作多年，担任过浙江省绍兴袍江工业区管委会副主任、党工委副书记，绍兴市越城区委常委、副区长，绍兴市交通局局长、党委书记，诸暨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诸暨市委书记，绍兴市委常委、诸暨市委书记，温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湖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2017年4月任湖州市委副书记、市长。2019年12月跨省调任河北省邢台市委书记。
今天（5月6日）下午，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在调研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聚焦自身主业着力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更好服务“五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好在上海稳增长、促转型、惠民生中发挥主力军作用，为金融强国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第二，部门本位意识阻碍着编制跨部门流转。部分地区通过精简事业编制、建立编制“周转池”等方式，统筹事业单位编制优先保障教育供给。但是，编制能够调配的前提是系统内编制结构“有余有缺”，在事业单位编制普遍“吃紧”的情况下，想要通过余缺互补的方式调配教师难度较大。一些事业单位长期持有“编制为我所用，即为我所有”的态度，即使存有富余编制，许多部门也不愿意将这一部分编制用于统筹或借转至教育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