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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我考入中国药科大学。1995年秋天，胡廷熹教授在给我们讲授药学英语时，曾提到他在美国进修药品法的经历，并介绍了在药大开设药事法规硕士方向的情形。那时，我便开始梦想未来能成为专攻药品法学的研究者，希望未来的研究能为监管部门所需，为药品立法所用，为媒体析疑，为企业释惑。自1998年，有幸跟随我的硕士生导师邵蓉教授从事药品法的研究，直到不久前，还和邵老师相聚于百年南开园，抚今追昔，十分感慨，但还是不改学问的初心。
这给了我一片丰沃的学术田野，在这样一个活生生的“实验室”中，我切身感受到了政府、企业、行业协会、专家、媒体在风险规制中的作用，也为我思考行政法总论提供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实例。而我一直试图将药品行政法或药品监管作为行政法学总论研究的“试金石”或“参照领域”，一方面试图借助比较行政法的工具，借助政府规制与公共治理的理论，对药品监管中的诸多论题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行政法分论与总论的互动，发挥印证与反思功能，来推动行政法学总论的持续改革。感谢监管部门和产业界对我的滋养，使得我有了这样独特的“一亩三分地”。
根据通报，今年4月全国共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4363起，批评教育和处理6647人。其中，查处“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问题最多，查处3827起，批评教育和处理5818人。
2.“贵州‘中国天眼’变成‘垃圾场’”谣言。有网民发布图片，声称“耗资2.6亿美元在贵州大山里建造的天眼，变成了垃圾场！”对此，“贵州辟谣”官方微信公众号发文称，相关说法为谣传，网传图片实为美国波多黎各的阿雷西博天文台（Arecibo Observatory）于2020年12月发生彻底坍塌的画面。百度平台“小气的淇淇妈”等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