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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被告常某龙、常某峰等人与山东东阿黄河河务局（以下简称东阿河务局）签订《东阿黄河淤背区开发种植协议书》，承包期限自2018年3月至2026年3月，种植内容约定“甲方提供黄河淤背区土地，乙方负责开发种植经济林、果树、绿化美化树种、苗圃等，不提倡种植杨树，禁止种植小麦、玉米、棉花等高秆农作物”。2023年3月，原告谭某祥与常某龙、常某峰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并为此支付60000元承包费。签约时，谭某祥曾告知租赁该块土地欲种植玉米，常某龙表示可以种植，也未向谭某祥出示与东阿河务局签订的种植协议及告知相关禁止性约定。东阿河务局在巡视过程中，得知谭某祥欲在案涉土地种植春玉米时，告知黄河流域淤背区禁止种植高秆作物。谭某祥即停止作业。双方多次协商种植事宜未果，引发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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