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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韩外长5月初访华的时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俊生认为，赵兑烈选择该时间点是基于两点考虑：其一是韩国当前的政治格局要求，需与中国进行对话。“特别是韩国企业界认为，中国是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韩经贸面临诸多问题，韩政府需要与中国改善关系”。其二，韩国作为今年中日韩合作轮值主席国，想尽快推动重启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为此需要得到中国支持，来访可就此进行沟通。
最高法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四类案件”监督管理工作机制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规定，各级人民法院监督管理“四类案件”，应当严格依照法律规定，遵循司法规律，落实“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在落实审判组织办案主体地位基础上，细化完善审判权力和责任清单，推动实现全过程监督、组织化行权，有效防控各类风险，不断提升审判质量、效率和司法公信力。
持续完善产供链体系。中国企业在实践中逐步集聚形成了高效、完备的产供链。目前，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业配套体系既包括传统的车身、底盘及汽车零部件生产供应网络，也包括新兴的电池、电控、电驱动系统以及电子产品和软件的供应体系。在长三角地区，新能源汽车整车厂可在4小时车程内解决所需配套零部件供应，形成了“4小时产供圈”。
据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颁布以来，1995年至2023年全国法院共受理国家赔偿案件31.8万件，其中司法赔偿案件9.9万件，决定赔偿金额75.35亿元。与1995年相比，2023年国家赔偿案件受理数量增长了17.55倍，侵犯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标准从17.76元增长到436.89元，国家赔偿制度权利救济作用的发挥更加充分。党的十八大以前，人民法院每受理1.5万件案件，就有1件因违法或错误造成损害由赔偿义务机关承担赔偿责任。党的十八大以后，降低到每受理3.4万件案件，有1件由赔偿义务机关承担赔偿责任，国家赔偿制度的权力监督功能不断发挥作用，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国家赔偿案件成效明显。国家赔偿法历经两次修正，赔偿范围更为广泛，赔偿程序更趋顺畅，赔偿费用支付更有保障，保障人权和规范公权的法律基础更加坚实，在充分落实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助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