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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30日，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接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移送线索，以贯某公司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立案侦查，并于2020年10月14日以关某、贯某公司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移送审查起诉。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将本案移交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鄞州区检察院）办理。鄞州区检察院审查后认为，贯某公司自成立起经营活动就是与S公司开展外贸交易，属于关某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不构成单位犯罪，应直接追究关某个人的刑事责任。检察机关重点开展以下工作：一是准确认定深度客户信息构成商业秘密。经审查，案涉经营信息载有凯某公司与S公司交易的特定联系人及邮箱、采购产品需求、质量要求、交易产品类型、交易量、交易价格、付款条件、供货工厂信息等多个核心交易要素，系凯某公司针对特定客户在长期经营活动中逐渐积累、完善、归纳形成，是一组完整且相互关联的深度综合信息，并非所属领域人员普遍知悉或容易获取的浅度信息，应当认定为商业秘密。二是审查证实关某实际使用了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检察机关开展自行补充侦查，调取凯某公司与S公司往来邮件、购销合同等原件资料，与关某离职时带至贯某公司的经营资料进行逐一比对，证实两者完全一致，再对贯某公司与S公司的往来邮件、交易合同等书证仔细核查，采用列表方式与凯某公司经营信息逐一比对，证实实质相同，且关某在与S公司磋商价格时多次引用凯某公司的报价作为参考。三是排除个人信赖抗辩。关某及其辩护人提出，S公司系基于对关某个人的信赖而与凯某公司进行交易，关某离职后，S公司自愿选择与关某的公司交易。对此，检察机关夯实证据予以澄清。首先，S公司与凯某公司的首次交易系由S公司发起询价，其后开始长期交易，先后由蒋某、关某进行对接经办；根据电子邮件内容，促成双方交易的是凯某公司提供的商品质量、价格及服务，而非对某个经办人的信赖。其次，个人信赖抗辩的适用条件是员工离职后，而关某早在凯某公司任职时期就利用凯某公司的经营信息，以贯某公司的名义与S公司进行交易，不适用个人信赖免责原则。四是合理计算损失金额。根据外贸企业利润率计算多以产品销售金额为基数的行业特点，检察机关提出采用侵权商品销售金额乘以权利人同类产品利润率的方法，为同类案件的犯罪金额计算方式提供了参考路径。五是追加起诉犯罪事实。检察机关经审查发现，关某在刑事立案后取保候审期间，仍以他人名义成立外贸公司与S公司继续交易。遂联合公安机关，运用海关外贸出口数据平台筛查出涉案外贸公司，查实关某在行政调查甚至在刑事立案后，仍在同案犯的配合下继续实施侵权行为且交易金额高达人民币5000多万元。检察机关当即变更强制措施，决定逮捕关某，追加认定犯罪造成损失数额人民币490余万元，并建议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同案犯张某和朱某。
二是反映了中国产品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中国具备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在软硬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创新能力等方面都存在优势，能以成本优势对全球供需变化作出快速响应。近年来，虽然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正在发生深刻重构，但“中国制造”的地位依然稳固。我国外贸形势的持续向好，进一步证明了中国产品强劲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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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30日，北碚公安分局将该案移送北碚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机关重点开展以下工作：一是依法认定案件性质。乾某公司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反向工程获取芯片中的十六进制代码后用于制售同款芯片，属于非法复制发行计算机软件行为。二是准确认定非法经营数额。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时，以侵权数控系统的整体价值人民币75万元作为非法经营数额，检察机关经审查并咨询相关领域技术专家，明确涉案芯片只是数控系统的组成部分，应当综合考虑芯片在数控系统中的价值比例认定非法经营数额。同时，被侵权软件代码封存于芯片内，系芯片的主要价值所在，可以按芯片整体价值认定侵权产品价值。三是积极开展涉案企业合规整改。检察机关收到乾某公司提出的合规整改申请后，全面审查该公司工商、就业、纳税等材料，会同相关部门实地走访考察，依法启动涉案企业合规整改和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整改期间，乾某公司建立了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审批制度，健全了知识产权管理和合规风险管控机制。经第三方监管评估组织考察验收，认定涉案企业整改合格。四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积极追赃挽损。检察机关加强释法说理，促使官某、李某、乾某公司自愿认罪认罚，共计退赔鑫某瑞公司人民币29.8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