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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石中英进一步指出，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负面清单中所列举的禁止性行为，都不是今天才有的，而是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了。以往教育部门出台的许多政策也都对这些禁止性行为说“不”，但是显然并没有能够有效地解决问题。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就在于，这些禁止性行为的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原因甚至不是来自中小学校幼儿园内部，而是有其深厚的社会成因，像提前开学、延迟放假，利用节假日、寒暑假组织学生集体补课这类行为甚至是在家长强烈要求下发生的。因此，要真正将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也需要综合施策、多措并举、标本兼治，光向学校提要求是不够的。
最高检阐述本案指导意义，审查认定犯罪应当依法准确把握是否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本质特征。准确区分罪与非罪、违法与犯罪的界限，要善于从纷繁复杂的法律事实中准确把握实质法律关系，善于从具体法律条文中深刻领悟法治精神，善于在法理情的有机统一中实现公平正义。理解把握“多次盗窃”的规定，应坚持实质解释，不能简单认为只要“多次盗窃”就一律作为犯罪惩处。
2018年3月8日，杨某为扩大公司经营项目，引种柑橘树，经中间人介绍，与贺某等四名农户就购买6.3万株柑橘苗事宜协商一致。后由公司员工钟某以个人名义与上述农户分别签订协议。协议约定柑橘苗的定购数量、价格、质量和交付时间、方式及违约责任，但对交付标准、解除协议的条件及后果未约定。其中，对违约责任约定“如有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按照每株柑橘苗5元钱的标准计算）”。3月9日，杨某安排钟某通过公司账户使用公司资金，按照每株1元钱的标准向上述农户支付预付款6.3万元。后因中间人死亡，其原承诺的由农户负责办理检验检疫手续迟迟未果，直至2018年6月30日履约期满，该协议仍未实际履行，柑橘苗未移挖。
云南牢固树立“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的鲜明导向，各级党组织把开展党纪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和对云南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与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起来，与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结合起来，与深化作风革命效能革命统筹起来，做到两手抓、两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