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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若干措施》还创新性提出加强商事调解信息化专业保障，助力提升商事调解服务质效。其中第8条明确：“支持商事调解组织与法律科技企业开展合作，结合商事调解应用场景需求，开展生成式、智能化的‘AI+商事调解’法律科技产品研发和应用推广；鼓励和支持商事调解组织使用在线视频调解、电子签名等应用，实现线上调解。”
吴谦说，党、国家和军队历来高度重视境外烈士褒扬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先后就做好烈士褒扬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多次赴境外烈士纪念设施凭吊烈士。在中央的统一指导下，境外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工作取得重要进展。一是积极推进境外烈士纪念设施修缮保护。截至目前，已完成朝鲜桧仓、开城等5处志愿军烈士陵园修缮工程，启动平壤兄弟山等6处志愿军烈士陵园修缮项目；推进完成赞比亚铁路纪念园、缅甸密支那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纪念设施等10多个国家近20处纪念设施的修缮保护工程。二是稳妥开展境外烈士遗骸保护工作。2014年以来，我们与韩方合作，已连续十年交接迎回安葬938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以最崇敬方式向志愿军英烈致敬。组织搜寻发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在境外牺牲的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遗骸，并专门修建纪念设施。三是加强境外烈士褒扬工作国际交流合作。与朝鲜、韩国、缅甸、老挝、越南、俄罗斯等多国签署境外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合作协议26份，已完成15个国家（地区）近百处境外烈士纪念设施的实地勘察工作，为顺利开展保护管理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不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一方应当依照协议、人民法院判决或者调解确定的时间和方式，在不影响未成年子女学习、生活的情况下探望未成年子女，直接抚养的一方应当配合，拒不协助的，人民法院可予以教育、训诫，直至依法采取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探望不利于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当事人请求中止探望的，人民法院在征询双方当事人及未成年子女意见并查明事实后，认为需要中止探望的，依法作出裁定。未成年子女请求父母探望，或者祖父母、外祖父母请求探望孙子女、外孙子女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依法裁判。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师何挺：现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刑诉学界最关注的话题。从张军检察长2020年10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专项报告来看，该制度在全国的适用率并不平均，包括现在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比率以及量刑建议被采纳的比率都不太平均，而且在不断变化过程中。请问，从该制度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您觉得适用比率多少是比较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