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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全生产上，不仅需要真作为、真见效，而且要谨防不作为、假作为。从实践中看，一些地方在面对安全隐患问题时，似乎陷入了这样的“怪圈”：群众反映问题，作出必要回复，给出相关承诺，举措虚而不实，问题难以根治。这意味着，虽然对群众的诉求回应得挺及时，但不解决问题也是徒劳。现实中，我们需要警惕的恰恰是以回复替代办理、以办理替代效果的形式主义。倘若口头答复、纸面回复只是一张“空头支票”，没有政策执行、没有效果评估，那么小问题就会变成大麻烦、大麻烦就可能演化为大灾难。
晋城市新闻传媒集团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本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就建立新型校企合作关系，推进“市级媒体深度融合山西样板建设”项目，开展媒体融合品牌重塑。同时也将充分利用高等院校在课题研究、教学资源等方面的优势，通过建立理论研讨、实践培训、沟通交流等全方位多渠道合作，共同构建校企长期合作关系。
2019年3月至2022年7月，刘某生以营利为目的，未经上述权利人许可，自行制作用于避开技术措施的盗版加密狗工具，提供医疗设备维修手册等作品的下载链接，擅自复制星云工作站、AW工作站、飞云工作站等医疗设备软件，提供医疗设备维修手册等作品的下载链接，利用网络平台销售传播，销售金额人民币91万余元。期间，刘某生又指使刘某开设闲鱼账户，销售前述盗版加密狗和盗版医疗设备软件，共同销售金额人民币14万余元。
2019年7月30日，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接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移送线索，以贯某公司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立案侦查，并于2020年10月14日以关某、贯某公司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移送审查起诉。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将本案移交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鄞州区检察院）办理。鄞州区检察院审查后认为，贯某公司自成立起经营活动就是与S公司开展外贸交易，属于关某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不构成单位犯罪，应直接追究关某个人的刑事责任。检察机关重点开展以下工作：一是准确认定深度客户信息构成商业秘密。经审查，案涉经营信息载有凯某公司与S公司交易的特定联系人及邮箱、采购产品需求、质量要求、交易产品类型、交易量、交易价格、付款条件、供货工厂信息等多个核心交易要素，系凯某公司针对特定客户在长期经营活动中逐渐积累、完善、归纳形成，是一组完整且相互关联的深度综合信息，并非所属领域人员普遍知悉或容易获取的浅度信息，应当认定为商业秘密。二是审查证实关某实际使用了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检察机关开展自行补充侦查，调取凯某公司与S公司往来邮件、购销合同等原件资料，与关某离职时带至贯某公司的经营资料进行逐一比对，证实两者完全一致，再对贯某公司与S公司的往来邮件、交易合同等书证仔细核查，采用列表方式与凯某公司经营信息逐一比对，证实实质相同，且关某在与S公司磋商价格时多次引用凯某公司的报价作为参考。三是排除个人信赖抗辩。关某及其辩护人提出，S公司系基于对关某个人的信赖而与凯某公司进行交易，关某离职后，S公司自愿选择与关某的公司交易。对此，检察机关夯实证据予以澄清。首先，S公司与凯某公司的首次交易系由S公司发起询价，其后开始长期交易，先后由蒋某、关某进行对接经办；根据电子邮件内容，促成双方交易的是凯某公司提供的商品质量、价格及服务，而非对某个经办人的信赖。其次，个人信赖抗辩的适用条件是员工离职后，而关某早在凯某公司任职时期就利用凯某公司的经营信息，以贯某公司的名义与S公司进行交易，不适用个人信赖免责原则。四是合理计算损失金额。根据外贸企业利润率计算多以产品销售金额为基数的行业特点，检察机关提出采用侵权商品销售金额乘以权利人同类产品利润率的方法，为同类案件的犯罪金额计算方式提供了参考路径。五是追加起诉犯罪事实。检察机关经审查发现，关某在刑事立案后取保候审期间，仍以他人名义成立外贸公司与S公司继续交易。遂联合公安机关，运用海关外贸出口数据平台筛查出涉案外贸公司，查实关某在行政调查甚至在刑事立案后，仍在同案犯的配合下继续实施侵权行为且交易金额高达人民币5000多万元。检察机关当即变更强制措施，决定逮捕关某，追加认定犯罪造成损失数额人民币490余万元，并建议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同案犯张某和朱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