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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3时40分许，广州南站派出所接旅客余某报警称，其在广州南站一楼北5桥柱下候车休息，睡醒后发现放在身旁的手机不见了。接报后，警方迅速展开调查，经研判有盗窃前科的旅客席某有重大作案嫌疑。当日5时许，办案民警在广州南站三楼候车区查获席某，其对临时起意盗窃他人手机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席某的行为构成盗窃，被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陪诊师作为一个新兴角色，初衷是为了满足一些患者在医院就诊时的陪伴需求：那些行动不便的患者，找一个陪诊师能够减少跑腿的折腾；一些外地患者不熟悉医院的就医流程，依靠陪诊师可以更高效地获取医疗服务。近年来，陪诊师从小众职业逐渐走向大众视野，为很多患者提供了方便，从业者的收入更是水涨船高。但从媒体调查来看，陪诊服务兴起的同时，乱象也在逐渐滋长，一些黄牛化身陪诊师倒卖号源，让这一行业鱼龙混杂。
第二，部门本位意识阻碍着编制跨部门流转。部分地区通过精简事业编制、建立编制“周转池”等方式，统筹事业单位编制优先保障教育供给。但是，编制能够调配的前提是系统内编制结构“有余有缺”，在事业单位编制普遍“吃紧”的情况下，想要通过余缺互补的方式调配教师难度较大。一些事业单位长期持有“编制为我所用，即为我所有”的态度，即使存有富余编制，许多部门也不愿意将这一部分编制用于统筹或借转至教育部门。
第一，属地化管理制约着编制跨级跨区调配。在“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下，教师编制归属于县级编制部门管理，而区域间的编制调配尚缺乏高位统筹机制。例如，在学龄人口的流入端，学龄人口高度集中并未带来编制总量增加，编制供给无法匹配新增学龄人口的教育需求；在学龄人口的流出端，学校生源持续减少造成“超编”严重，许多地区出现教师富余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