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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黑社会性质组织内部层次分明，实行分层管理，以暴力为后盾排挤、打击竞争对手，“以黑护商”，实施强迫交易、敲诈勒索、串通投标等违法犯罪活动，攫取巨额经济利益，壮大经济实力。该组织“以商养黑”，将攫取的利益用于豢养组织成员，并为组织成员购买车辆、偿还赌债，为支持成员犯罪购买作案工具、提供逃匿经费、出资赔偿、摆平事端、提供治疗费用、安抚善后等，还组织成员聚会、娱乐、吸毒，通过安排组织成员承揽工程分配利益、笼络人心，并拉拢、腐蚀相关国家工作人员，以此维持组织的运行、发展。
（二）依法认定强迫交易“情节特别严重”，做到罚当其罪。工程建设领域涉黑组织为维系运转、豢养成员，需要不断承揽工程建设项目，以攫取源源不断的非法经济利益，达到“以商养黑”目的。一旦通过正常的市场竞争行为无法承揽工程项目，往往需要借助暴力、威胁等手段进行强揽。根据刑法第226条强迫交易罪的立案标准，强迫交易三次以上或者强迫三人以上交易的，强迫交易数额一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二千元以上的，属于强迫交易“情节严重”的情形之一。本案中，该组织于2013年至2018年期间先后实施强迫交易6次，涉及金额3000余万元，已达到强迫交易“情节严重”的标准，但是否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存有疑问。现有司法解释暂未明确强迫交易行为“情节特别严重”的具体情形，司法办案中对此也认识不一。检察机关审查认为，认定强迫交易行为是否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情形，应结合强迫交易次数、涉案金额、违法所得数额、作案手段、持续时间，特别是对市场秩序的破坏程度，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作出整体评价。办案中，重点审查：一是强迫交易的次数及数额。强迫交易的次数及数额是能够直观评价其行为严重程度的要素，如个别省份根据实践总结明确了以“情节严重”数额标准的10倍以上或者强迫交易10次以上作为“情节特别严重”情形之一。二是犯罪手段恶劣程度。重点审查在强迫交易过程中是否直接使用了暴力、是否导致他人受伤、是否组织多人实施以及是否长期对他人实施暴力、威胁等。三是破坏市场秩序程度。强迫交易罪作为扰乱市场秩序类犯罪，是否控制当地行业市场或者对市场氛围有重大影响，是衡量该行为社会危害性的重要方面。经审查，本案中，该黑社会性质组织强迫交易及违法所得数额超“情节严重”标准1000倍以上；在相关项目土石方工程中，通过发放“出场费”，煽动当地几十名村民到现场阻工闹事，堵门阻工前后长达一个多月，致使工程项目进度严重拖延，性质极其恶劣，社会影响大；实施的6次强迫交易犯罪时间跨度长达5年，范围涉及洋湖街道多数商业项目土方工程，造成当地土方工程没有该组织同意或参与就无法顺利实施、其他单位或个人也不敢承揽的非法控制局面。其涉案金额大、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社会影响恶劣，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人民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有关“情节特别严重”的指控意见。
——提升双边贸易、融资和其他经济活动中的本币份额。完善两国金融基础设施，畅通两国间经营主体结算渠道。加强中俄银行业保险业监管合作，促进双方在对方境内开设的银行和保险机构稳健发展，鼓励双向投资，在遵循市场化原则的前提下在对方国家金融市场发行债券。支持在保险、再保险以及在提升支付便利性领域开展进一步合作，为双方游客量增长创造良好条件。在中俄双方会计准则（在债券发行领域）、审计准则及审计监管等效互认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务实领域互利合作。
1995年，被告人虞某荣因犯流氓罪被判刑。1997年刑满释放后，虞某荣先后结识了被告人吴某龙、王某成等人。2002年以来，虞某荣、王某成先后网罗了被告人戴某松、高某昌、杨某江、来某维、华某平等刑满释放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2009年9月，虞某荣、戴某松、王某成等人合谋，有组织地强迫杭州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转让股份，强行入股某房产项目，非法获利4180万元，在杭州市滨江区一带确立强势地位。后虞某荣、戴某松成立杭州某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开始涉足土方、市政等工程领域，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在工程、土方领域建立非法秩序，攫取非法利益，逐步形成了以虞某荣、戴某松、王某成等人为组织者、领导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