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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反映了中国产品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中国具备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在软硬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创新能力等方面都存在优势，能以成本优势对全球供需变化作出快速响应。近年来，虽然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正在发生深刻重构，但“中国制造”的地位依然稳固。我国外贸形势的持续向好，进一步证明了中国产品强劲的国际竞争力。
（二）准确适用权利人损失计算方法认定具体数额。司法实践中，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案件的情形较为复杂，对犯罪数额的认定，应当区分不同情形采取相应的计算方法。检察机关深入研判，全面审查涉案商业秘密是否因犯罪行为而为公众所知悉、侵权人窃取的商业秘密是否投入生产、产品是否流入市场、有无销售数额等关键事实，以商业秘密的许可使用费准确认定犯罪数额。
有网友在使用某词典APP时注意到，登录界面下的《隐私政策》处为默认勾选为“同意”，若取消勾选、拒绝APP处理其个人信息则APP会自动退出。当网友注册使用一段时间后想停用该APP时，发现其不提供用户隐私删除及撤回选项，因此将APP运营者诉至法院。近日，新京报记者获悉，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该案，认定涉案APP存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的情形，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词典APP不提供用户隐私删除及撤回选项某科技公司是一款宣称“玩梗达人必备网络流行语”词典APP的开发运营者。张女士为了更贴近年轻人生活，了解更多的网络流行语，下载了该APP。下载完成后，张女士发现注册该APP时无需用户点击同意，系统会自动勾选“已阅读并同意服务条款和隐私政策”的选项，且《隐私政策》中显示，一旦注册完成，APP将会自动收集用户的设备信息、地理位置、用户行为等信息。若用户取消勾选，就无法完成注册，也无法使用该词典APP。张女士只能按照要求，填写手机号并同意了《隐私政策》完成了注册。使用一段时间后，张女士想停用涉案APP，但因APP一直收集自己的个人信息，张女士便想撤回允许该APP处理其信息的同意，但是却发现APP并未提供撤回同意的途径。气愤之下，张女士将科技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判令科技公司停止收集并删除已经收集的她的个人信息，向其赔礼道歉并赔偿公证费、律师费、精神损失费共计10万元。涉案APP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APP的名称、官方描述、应用市场的描述等均指向流行语词典功能，因此涉案APP的属性应为实用工具类APP，基本业务是词汇查询。根据《常见类型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必要个人信息范围规定》的规定，“实用工具”类APP，其基本功能服务为“日历、天气、词典翻译、计算器、遥控器、手电筒、指南针、时钟闹钟、文件传输、文件管理、壁纸铃声、截图录屏、录音、文档处理、智能家居助手、星座性格测试等”，无须手机号等个人信息，即可使用基本功能服务，因此该词典APP要求先收集个人信息才提供服务的行为违反了上述规定。此外，《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十四条规定：“基于个人同意处理个人信息的，该同意应当由个人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自愿、明确作出。”涉案APP的《隐私政策》被默认勾选“同意”，并未让张女士主动自愿作出同意的选择，不符合“自愿”“明确”的要求，已经违法。对于张女士关于涉案APP未向用户提供便捷的撤回同意方式的主张，法院认为，因《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了“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提供便捷的撤回同意的方式”，而该APP并未提供，因此侵犯了用户的个人信息权益。最终，案件经过一审、二审，涉案词典APP的运营公司被判删除收集的张女士个人信息，并向张女士赔礼道歉、赔偿其合理开支3080元。法官：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法官表示，《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四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当个人信息权益受到侵犯时，被侵权人有权依据《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五条有关人格权的规定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法官提示，对于用户而言，在注册APP时，应当养成浏览用户协议、隐私保护协议的习惯，重点关注协议中加粗加黑的内容，了解APP收集个人信息的范围。当发现APP存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及隐私权的情形时，可以通过投诉、举报或者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而言，在收集处理信息时，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不应强迫用户授权，或者以默认授权、捆绑服务、强制停止使用等不正当手段变相诱导、强迫用户提供个人信息，且收集个人信息的类型应与现实产品或服务的业务功能有直接关联，实现功能的目的与信息收集的范围成合理比例。同时，信息处理者在个人信息收集、处理活动中，应依法获取用户授权，并最大限度尊重和保障用户权益，否则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新京报记者 慕宏举编辑 甘浩校对 李立军
为什么各地差别比较大？关键就是看检察官是否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做好工作。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在审查起诉阶段实际上给检察官增加很多的工作量，包括以事实、证据、法律及有关案例教育、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这一工作，以前是诉至法庭后，主要由法庭去做。同时，还须请律师参与、阅卷，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对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与嫌疑人都予认同。同时还要做好被害人方面的工作，形成谅解、认同。这些工作量大、事难。从认真贯彻国家法律、实现公正和效率、真正化解矛盾，特别是履行好检察机关职责的角度出发，最高检提出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经过各地的努力，目标基本达到，不少地方到2019年12月份，单月全国的平均适用率达到了80％，2020年以来平均适用率已经达到了85％。比较高的适用率是可以实现的，这是基于我国刑事案件的实际情况、结构，在司法实践中提出的合理的目标要求。